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睡夢中心臟停止跳動，臨終未留任何口頭遺言，逝前也沒有命文書侍從(如秦孝儀)做任何書面遺囑。他逝世后由臺灣官方寫了《總統蔣公遺囑》，1975 年4 月6 日刊載于臺北《中央日報》。

2007 年12 月，臺灣記者訪問曾長期服侍蔣介石與蔣經國的“兩蔣貼身衛士”翁元。翁元說：蔣是在睡眠中過世的，等通知黨政高官集中到士林官邸后，才請秘書寫遺囑。“那遺囑是急就章，等到“副總統”及“五院院長”所有人都簽完字后，再請蔣夫人簽字。”

蔣介石1975 年的最后遺囑是精心準備的，在形式上，甚至是句式上，均刻意模仿了孫中山的遺囑，包括最后的“秦孝儀承命受記”字樣。但孫中山遺囑在病重時完成，在彌留之際完成了親筆簽字，但蔣是在睡眠中過世，未及在遺囑上簽字。

后來，臺灣傳記作家王豐寫《蔣介石的最后歲月與真假遺囑問題》一文，質疑1975 年4 月蔣介石逝世后臺灣當局所公布的遺囑的真實性。王豐在文章中提出，“蔣介石是在睡夢中心臟停止跳動，因而臨終之際并未留下任何口頭遺言，逝前也沒有命令文書侍從(如秦孝儀)做任何書面遺囑”。他說，蔣逝世后公布的最后遺囑是“補寫”的，是臺灣官方版“政治遺囑”，不是真正的遺囑。原來在臺灣，學生在小學時要背的“蔣公遺囑”，就是這個“遺囑”。

蔣介石個人歷史上的“遺囑”

蔣介石逝世了，沒有遺囑。他的貼身衛士翁元接受訪問時說：“誰敢先寫好遺囑？”這只是一種說法。但是，在蔣介石個人歷史中，是有過“遺囑”的。

◆ 1931 年寫的遺囑

1922 年6 月16 日，廣東發生陳炯明部屬炮轟總統府事件，孫中山被迫退到永豐艦上，18 日孫中山用密電召在家鄉的蔣介石。蔣決心南下護衛在永豐艦“蒙難”的孫中山，臨行前，20 日上午給張靜江寫下了遺囑，將家事托付張靜江，但在日記中未提到具體內容。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在日記里記下的遺囑：

今日，中央大學學生攻擊外交部，打破其頭部。上海學生來請愿者絡繹不絕，其必為反動派所主使，顯有政治作用。時局嚴重已極，內憂外患相逼至此，人心之散墜好亂，國亡無日矣。……萬一不測，當見危授命，特書此以為遺囑。……愿我同胞團結一致，在中國國民(以下寫在29 日)黨領導指揮之下……服從紀律，期在十年之內，雪今日無上之恥辱，完成革命之大業。

蔣中正遺囑

◆西安事變時留過遺囑

2004 年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開放宋子文日記，首次披露西安事變時蔣介石曾記有遺囑交宋子文的事，但無遺囑具體內容。后在蔣介石1938 年12 月13 日日記中有三份遺囑的全文：

一

賢妻愛鑒：兄不自檢束，竟遭不測之禍，致令至愛憂傷，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負吾總理與吾父吾母一生之教養，必以清白之身還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無負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無掛念，惟經國與緯國兩兒皆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萬望至愛視如己出，以慰吾靈;經兒遠離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緯兒至孝知義，其必能克盡孝道。彼于我遭難前一日來函，極想為吾至愛盡其孝道也。彼現駐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館轉;甚望吾至愛能去電以慰之為感。

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正

二

又囑經、緯兩兒：我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甚望兩兒不愧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為我惟一之妻，如你們自認為我之子，則宋女士亦即為兩兒惟一之母。我死之后，無論何時，皆須以你母親宋女士之命是從，以慰吾靈。是囑。

父 十二月二十日

三

告國民之遺囑

中正不能為國自重，行居輕簡，以致反動派乘間煽惑所部構陷生變。今事至此，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黨國者，報我人民，期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后，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繼起復興之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無所系念。惟望全國同胞對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條：一、明禮義;二、知廉恥;三、負責任;四、守紀律。人人嚴守而實行之，則中正雖死猶生，中國雖危必安。勿望以中正個人之生死而有顧慮也。中華民國萬歲！中國國民黨萬歲！三民主義萬歲！國民政府萬歲！國民革命軍萬歲！

蔣中正 十二月二十日

◆在臺灣留下的遺囑性文字

1971 年6 月蔣介石已經84 歲， 他在日記中寫道：審閱檢查身體報告書，腦動脈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覺亦有所病也：國家后事應預作安排。經國乃可繼此復國任務，惟其為我父子關系，不愿有此遺囑，但其能力若為靜波(嚴家淦字，其時為“副總統”)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長”，希我黨政軍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光復大陸之共同使命也。

1971 年底，蔣介石再次留下了遺囑性文字，單獨寫在一張紙上，夾在1971 年日記本中：

今后政府組織：一、以家淦繼任總統。二、以經國任行政院長兼三軍總指揮。三、黨務應集體領導。

中正 12 月23 日

1972 年5 月，蔣經國任“行政院長”，終于完成蔣介石“傳子計劃”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