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宮妓，官妓相對復雜一些。官妓的職責就是侍奉官員。官員需要應酬了，帶上一個官妓陪酒，官員需要那個了，帶上一個去開房。不用花錢，不用送豪宅，也不用想與她到底有什么關系，完了，就送回去，絕不會糾纏你不放。

官妓隸屬于官方專門設置的機構，唐朝先屬“太常”，后屬“教坊”，由“樂營”管轄。官妓不能與官員之外的人交往，沒有肉體自由，也沒有人身自由。官妓最初的主要來源是奴隸，管仲開設“女閭”，里面的妓女不是招聘來的，應該是搶來的。再后來，官妓的來源通常固定為三種：一種是罪人的家屬——古代誰要是犯事了，常常連累到一個家族，男的要是被砍頭，妻女通常淪為官妓;另一種是通過人口買賣，政府派人員去奴隸市場采購，和今天去菜市場買白菜差不多;最后一種是那些被逼良為娼、誤入風塵的女子，《北里志》所謂“誤陷其中，則無以自脫”，就是這一類。

唐朝時期，性文化比較開明，沒有明確的法紀和輿論非議，官員狎妓之風盛行。據《中國娼妓史》載：“唐代吏狎妓，上自宰相節度使，下至幕僚牧守，幾無人不從事于此。并且任意而行，奇怪現象百出。”有官吏在交割公務時，同時交割妓女的;有與妓女戀愛，失敗后發狂而死的;有官員集會，各攜妓妾互相狎昵的……無怪乎后世嘲罵為“臟唐爛漢”。而官妓們呢，也都趁著這個“好政策”，施展渾身解數進行各種方式的公關。她們不僅“獻身”，而且獻唱，努力通過自己的文化素養來提升自己的檔次。有的官員甚至為搶奪這些妓女爭風吃醋，鬧得不可開交。

但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妓女屬于官妓，是有編制的，歸屬權在政府，你玩玩可以，要想完全占有，可要小心了。有一個鎮守成都的將軍李晟就不注意這一點，他在任期間，與一個名叫高洪的官妓打得火熱。后來李晟離職回師時，竟想把高洪也帶走，還對當地官員說三道四。結果把人家惹急了，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惱羞成怒，派軍追上打個你死我活，又把高洪給搶回去了。李晟也算出盡了洋相。

然而到了宋代，理學興起，重男女之防，開始對官員狎妓有所限制，“嘉祐以前，提刑點獄不得赴妓樂。熙寧以后監司率禁，至屬官亦同。惟圣節一日許赴州郡大排宴，于便寢別設留娼，徒用以樂號呼達旦”。帥、郡守等官，雖然可以招官妓歌舞陪酒，但不可以留其侍寢。規定地方官妓只能向州府官員提供陪酒類服務，不能發生性關系，違者要受到處分。盡管有規定，不過執行起來還是有一定難度，因為誰也不會每天趴你家墻頭上看你是否留宿官妓。

元代的官妓制度在宋朝的基礎上又有了發展。

首先，全國官妓實行統一注籍、分級管理，所有人的戶籍必須在教坊司有記錄，京師官妓由教坊司派宦官進行直接管理，地方官妓則委派地方官吏管理。入籍的妓女由教坊司審核后辦經營許可證，要依法納稅。納稅后還要到官府領取憑證，以便清查。這種制度不但能夠保證官妓人數相對穩定，增加財政收入，又限制地方官員任意準妓為良或逼良為娼。

其次，京師官妓采用買賣制度和義務制度兩種經營方式。義務制就是無條件到官府去“應官身”。應完后官府會給你安排工作內容，比如進宮表演文藝歌舞或參加大型的歌舞慶典活動。要是有外國使節來訪，官妓還必須把這些老外伺候好，而且沒有工資和小費。

最后，地方官妓的規則和宋代一樣，也是只能歌舞佐酒，不準“獻身”。事實情況是，官妓被迫侍寢的情況比比皆是。在官妓中，才貌出眾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大家都想要你，你不能拒絕，因此，你每天的生活不是在床上就是在去往另一張床上的路上。

到了明朝朱元璋時期，妓院也曾官辦過，如劉辰《國初事跡》載：“明太祖設富樂院于乾道橋，以大火復移武定橋。”這本是政府給官員建設的娛樂休閑場所，但有些人上班不去衙門，直接去洗桑拿找女人什么的，時間久了，政令廢弛。

鑒于此狀，明朝政府于是下令禁止官吏嫖娼，違者重罰——“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弗敘”。可官員如果這么長時間憋著對身體也不好，身體不好就沒法去辦公，同樣影響國家機器運轉。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朝廷又規定，官員可以擁有三妻四妾，數量可以根據自身經濟情況而定。至于官妓，也沒有廢除，“只容商賈出入院內”，開設的目的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這就意味著，代表官府形象的人民“父母官”，面對妓院只有干瞪眼的份兒。

不過，法令雖嚴，史書上仍有官吏狎妓的記載。

清雍正朝，皇帝終于下令全國廢除樂籍制度，國家不再正式供養妓女。從此以后，官員嫖妓在制度上是被禁止的，即使暗地里嫖，政府也不會給你報銷。好在現在有的官員聰明絕頂，逐漸用情婦或二奶代替官妓，反正效果也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