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冰心回家看民國春運

1929年12月14日，農歷十一月十四，離春節還有一個多月，冰心準備從北京回家過年。

冰心為什么這么早就要趕回去呢？原因有三：

第一，她接到了父親發來的電報，得知母親病重，急于回去照顧病母。

第二，當時是國民黨執政，國民政府繼北洋政府之后，又開始了一輪廢除農歷、取消春節的運動，年假只在元旦時放，到了除夕和大年初一還要照常上班，最多只象征性地給兩天假期，冰心要想跟父母過一個團圓年，是不能等到除夕才回去的。

第三，民國交通落后，路上需要消耗大量時間，只有提前動身，才能及時抵達。

至于民國交通有多落后，我們看看冰心在旅途上總共花了多少時間就知道了。

你知道，冰心祖籍福建，但她的家人卻不在福建，而是在上海定居——冰心的父親謝葆璋已經從海軍部次長的位置上退休，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幢小洋樓，跟妻子、兒孫和仆人們住在一起。

從北京到上海，路程不能算遠，坐飛機的話，最多兩小時就到了，就是乘坐火車，也用不了太多時間。但是中國航空起步太晚，普通人要到抗戰勝利以后才有坐飛機旅行的可能，所以冰心只有坐火車。問題是在1929年冬天，蔣介石的中央軍跟馮玉祥的西北軍之間正在打仗，從北京去上海所必經的津浦鐵路暫時被軍隊占用，旅客們必須要走海路：先乘京津列車到天津，再從天津出海到浦東，然后再搭乘輪渡過黃浦江，然后再乘坐無軌電車去上海市區，最后再雇人力車回家。

12月14日一大早，冰心就給旅行社打電話，要求代買一張從天津去上海的船票，人家告訴她：這幾天回上海過年的人特別多，所有的艙位都賣完了，最快也得等到19號才能有票，而且還是最差的四等艙。冰心斬釘截鐵地說：“無論如何，我是走定了，即使是豬圈，是狗窩，只要能把我渡過海去！”就這樣訂下了19號的船票。然后她又去火車站買好了去天津的火車票。

冰心在12月18日下午4：50坐上火車，到了晚上7：00才到天津，路上花了兩個多小時。出了天津站，冰心乘坐公交車去天津國民飯店開房休息，等著第二天上船。

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在天津登上“順天”號輪船，但是直到當天夜里10：00，這艘船才緩緩開動。船上的乘客確實很多，每一個船艙都擠滿了人，冰心乘坐的那個小艙不過五六個平米大小，卻有上下兩層四個鋪位，而且除了冰心，每個鋪位上的乘客都帶著孩子，吵罵聲、喧鬧聲夾雜著油味兒、垢味兒和煙味兒撲面而來，鬧得冰心沒法休息。

“順天”號駛出塘沽，風浪很大，冰心身為海軍部次長的女兒，打小見慣風浪，從不暈船，可是其他乘客卻嘔吐起來，以至于冰心連波濤聲都聽不見，只聽得見人們的嘔吐。每到吃飯的時間，茶房一疊聲地叫喊“吃飯咧”，她都沒有胃口，不飲不食，只想睡覺，因為睡著了就安靜了。

12月22日下午6：00，輪船終于停靠在上海浦東，這一路上整整用去68個小時。如果再算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時間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時間，從北京回一趟上海居然要花八九天時間！您可以想見在民國時代回家過年有多么難。

如果冰心不是在1929年回家過年，而是選擇在1924年，那么她的旅途就會輕松很多。在1924年，京滬之間雖然也沒有直達的列車，但是可以換乘，這樣冰心就不用再走海路了。譬如她上午9：00在北京東站乘坐特快列車出發，第二天晚上8：00可以到蘇州，然后在蘇州換乘“滬寧特快”，當天晚上10：00就能抵達上海北站，全程只需要57個小時。

不過有一點需要注意：冰心必須能保證自己買得到特快列車的車票，因為每到臨近元旦的時候，特快列車總是很搶手，需要托關系、走后門才能買得到票。而如果冰心買不到這樣的車票，那她只能乘坐普通列車回上海了。

坐普通列車回家過年是什么情形呢？請允許我引用一段民國作家程瞻廬的描述：

擁擠！擁擠！三等車變成五層樓了！

最高一層的搭客，兵士居多，踞坐車頂;

其次，高臥兩旁擱板上，放行李雜物的擱板;

其次，坐椅靠上，三等車間之靠背;

其次，坐椅上;

最下一層，坐地板上。

因為擁擠的緣故，我左腳上的襪帶脫了，使一個金雞獨立勢，提起左腳，把襪帶搭好了，然后踏下，卻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來我左腳的地盤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兒，是人家的腳背;踏在這兒，又是人家的腳背。我懊悔爺娘給我多生了一只腳，以致沒有擺處……

二民國人怎樣拜年

同樣是民國人，拜年的規矩有著很大區別。

首先是時間上的區別：公職人員大多是在“國歷年”也就是元旦期間拜年，例如魯迅在教育部上班的時候，他們單位的同事都是在元旦當天互相拜年，到了元月4日“年假”結束的那天，再去單位搞一個“新年茶話會”，相當于現在的“團拜”。而平頭百姓比較守舊，一般都是在“廢歷年”也就是春節期間拜年。

其次是地域上的區別：北方風氣不開化，先男人拜年，然后才是女人拜年，尤其在民國前期，從正月初一到初五，大街上穿著長袍馬褂打躬作揖恭喜發財的幾乎全是男人，到了初五以后，才能見到女人上街，去七姑八姨家串門拜年;而南方得風氣之先，除了祭祖的時候女人得靠邊站以外，拜年則能跟男人并駕齊驅。

另外在拜年方式上也有區別。傳統的拜年方式是作揖和磕頭，平輩之間作揖，晚輩給長輩拜年得磕頭，當然長輩也得給晚輩壓歲錢。新式的拜年方式是發名片：把自己的名片塞到人家門縫里，或者交到人家的仆人手里，連招呼都不用打，就等于拜過年了。

不過也不是隨便拿一張名片就能拜年，因為拜年的名片有講究——必須要“掛紅”。什么叫“掛紅”呢？就是說要么紅紙黑字，要么白紙紅字，總之名片上得有紅色，這是表示喜慶的意思。除了“掛紅”，名片上最好再帶上“口彩”，例如“恭賀年禧”、“恭賀新禧”、“恭祝年豐”這樣的祝福語。民國的上流人士到了該拜年的時候，往往會專門定制一批既“掛紅”又帶“口彩”的名片，這些名片平日不用，專供拜年。

民國人用名片拜年，有點兒像現代人用手機發祝福短信，簡便，快捷，省錢，省心。但是不省力，因為你得跑到人家門口，一家一家地投遞，就跟郵遞員似的。有的人自己不出門，把名片印好后，列一清單，交給仆人，讓仆人照著清單的地址挨家挨戶去送。當時管這種拜年方式叫做“飛片”，意思是自己家中坐，名片滿天飛，只需要動動嘴就把所有人的年都給拜了。

顯而易見，“飛片”是最偷懶也最缺乏誠意的拜年方式，我覺得這樣拜年很像咱們現代人群發賀年短信。

三魯迅、老舍為何元旦放假春節上班？

現代中國有兩套歷法：陰歷和陽歷。在日常生活中，這兩套歷法并行不悖，所以我們每年都會有兩個年初和兩個年尾。我們管陰歷的年初叫春節，管陽歷的年初叫元旦，春節是陰歷的新年，元旦是陽歷的新年，這兩個新年，我們都要過，都要放幾天假，只是在形式上，陽歷的新年遠遠沒有陰歷的新年過得隆重罷了。

民國人是不是也有兩套歷法和兩個新年呢？

讓我們翻開魯迅的日記。

1917年1月1日，也就是元旦那天，《魯迅日記》上寫的是“休假”。

1917年1月2日，元旦過后的第二天，《魯迅日記》上寫的還是“休假”。

1917年1月3日，還是“休假”。

到了1月4日，“上午赴部辦事”，魯迅開始上班了。

也就是說，在1917年元旦，魯迅的單位放假三天，放假時間是1月1日到1月3日。

但是到了1917年1月23日，也就是那一年的春節，魯迅卻在單位上班，他的同事們也都在單位上班。此后的1月24日、1月25日、1月26日，仍然照常上班，絲毫沒有放假的跡象。

由此可見，在1917年，在魯迅的工作單位，元旦放了假，但是春節不放假。

不光1917年，再往前追溯，從1916年一直追溯到1913年，每年過元旦，魯迅都有三天假期，而春節期間都是照常上班。

那時候魯迅的工作單位是教育部，元旦放假而春節不放假，并非教育部這一個機關的特色，而是所有行政事業單位的通例，包括學校也是如此。

老舍先生寫過一篇《我的母親》，回憶他年輕時在“北京京師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學”當校長，到了陰歷年的年尾，學校照常上課，除夕不許回家祭祖，大年初一也不許回家拜年。老舍怕母親一個人在家寂寞，特意請了兩個小時的假，回家探望母親。母親很高興，以為兒子要在家過年，哪知老舍說一會兒還得趕緊回學校，母親愣住了，半天才嘆口氣說：“走吧，小子！”老舍心里難過，在趕往學校的路上，看見街上那么熱鬧，想起母親在家那么冷清，淚水遮迷了他的雙眼。

老舍是校長，他想在家陪母親過年，宣布學校放假不就行了嗎？還真不行。第一，學校的年假已經在元旦期間放過了;第二，春節不放假是北洋政府的強制規定，連教育部都不敢放假，老舍的小學要是膽敢“逆天行事”，那他這校長就當到頭了。

四民國春節為什么不放假

為什么元旦能放假，而春節反而不能放假呢？因為民國建立后，孫中山先生曾經發布《臨時大總統改歷改元通電》，要求廢除陰歷，改用陽歷。后來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又通過內政部發布命令，要求國人從1913年起跟陰歷徹底斷絕關系，舉凡端午節、重陽節、元宵節、春節、七夕等等按陰歷走的傳統節日，一律改成按陽歷過。

譬如除夕，本來是陰歷的臘月二十九或者臘月三十(視大小月而定)，現在要改到公歷的12月31日。再譬如春節，本來是陰歷的正月初一，現在要改到公歷的1月1日。這樣一來，傳統的“舊新年”就等于被強制取消了，只剩下元旦這個“新新年”，所以新年只能在元旦過，年假只能在元旦放，到了真正的春節那天，反而要照常工作。

袁政府可不是簡單地發布一個命令就完事了，還實實在在地派出專員對機關和學校進行督導，發現哪個單位不在元旦那天放年假，要處罰;發現哪個單位敢在春節那天放年假，也要處罰。所以在民國頭幾年，像魯迅和老舍這些吃財政飯的國家人員，新年都是在元旦過的，他們始終都沒有過上一個真正的春節。

至于不吃財政飯的平頭百姓，一樣要受到監管，市民們剛開始怕撞到槍口上，也不敢過春節。例如1913年的正月初一，北京城里幾乎聽不到鞭炮聲——大年初一放鞭炮，說明你還在過陰歷的新年，說明你在跟新政府做對，萬一被抓起來怎么辦？

五“舊新年”把“新新年”打敗了

但習俗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臘月底過除夕，正月初一過大年，是老輩子傳下來的規矩，世世代代都那么過下去，豈是政府一道禁令就能徹底改變的？另外中國這么大，地方這么多，再加上軍閥割據各自為政，僅憑北洋政府當時的威權和行政效能，根本不可能讓全國各地一起廢除“舊新年”。

我們再看曾經跟魯迅齊名的四川作家吳虞的日記。1915年1月1日，吳虞起了一個大早，“懸掛國旗，飛片拜年。”這是在響應北洋政府的號召，把春節改到元旦那天過了。可是到了這一年的2月13日，也就是陰歷的除夕，吳虞“同香祖、長倩，及楷、桓諸女小飲，完結今年”，跟妻、妾和女兒們一塊兒吃了頓團圓飯，說明他仍然把陰歷除夕當成一年的年尾。當晚城里“鞭炮之聲不歇”，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吳虞“令人持片與少荊太夫人拜年”(《吳虞日記》上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見他是“新新年”也過，“舊新年”也過。新政府不讓過陰歷除夕，不讓過大年初一，吳虞都沒有服從，這是因為他是在成都過的年，當時成都處于半割據狀態，不怕北洋政府處罰。

到了1918年，大概連北洋政府也覺得強行取消“舊新年”不可行，開始順從民意，春節期間也允許放假了。

再看《魯迅日記》，1918年元月的1日、2日和3日，以及2月的11日、12日和13日，都寫著“休假”，元月份那三天的休假是“新新年”假期，2月份那三天的休假是“舊新年”假期，就跟咱們今天既在元旦放假，又在春節放假一樣。

從民國建立一直到北洋政府倒臺以及南京國民政府建立，政府一再提倡的“新新年”始終冷冷清清，只有機關、學校和一些新派人士會在元旦期間拜年、吃餃子、召開“新春茶話會”;而政府一再禁止以及后來禁而不止的“舊新年”卻很快恢復了昔日的輝煌，一到除夕和春節，全國上下鞭炮齊鳴。這說明“舊新年”把“新新年”打敗了，或者說民俗把政令打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