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遜帝溥儀4歲即皇帝位，在位僅3年，宣統王朝便土崩瓦解。但溥儀卻在此后一直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小朝廷中，宣統年號一直在這里使用，因此，從1909至1924年11月溥儀出宮，這15年的宣統時期，溥儀從一個孩童成長為一個青年，滿懷復興帝業的“壯志”，大量宮廷字畫、書籍、珍寶便在這一時期流失宮外。

流失宮外的珍寶古物，至今還沒有一份翔實的統計，估計數目驚人，其價值也無法估量。流失出宮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溥儀“賞賜”，二是“攜帶”出宮。“賞賜”的方式真是五花八門。從溥儀這一方來說，分主動和被動兩種情形。主動賞賜是指溥儀有意為之的，賞賜的是皇親，目的是為復興帝業積累資金。溥儀曾以“賜賞”的名義賞賜兩位伴讀，即皇弟溥杰、堂弟溥佳等大量的字畫書籍。被動賞賜是指溥儀身邊的師傅、近侍、政客等人以各種手段獲得的賞賜。“攜帶”出宮的宮廷古物，各種情形都有，數目無法統計。

溥儀主動“賞賜”溥杰、溥佳珍寶古物，實際上是一起有預謀、有計劃的盜竊活動。生活在紫禁城小朝廷的溥儀很清楚地知道，他已經不是這里的主人，過不了多久就會被趕出這座皇宮，一旦離開這里，一切的費用怎么辦？這樣，宮中珍寶古物便成為遜帝盜賣的目標。盜運出宮的活動是從1922年開始的，挑的是宮中最為昂貴珍稀的古版書和歷朝名人字畫，古版書以宋版為主，名人字畫主要是好攜帶的手卷。這批盜運出宮的書籍、字畫，頗費了溥儀的一番心血，也歷盡了周折。

當時宮內各處所存的古物，都由專人保管看護，有賬冊登錄在溥儀和胞弟溥杰及二位胞妹案。如果溥儀要賞賜某人某宮物品，需要在某宮賬冊上登錄，載明物件名稱、賞賜時間和賞給何人，還要到(內務府)司房登記，開具條子才能出宮。溥儀便想了一個自以為巧妙的辦法，將古物分批賜賞溥杰、溥佳，讓他們每天下學出宮時帶出宮廷。溥儀、溥杰、溥佳等在一起多次商討，認為宮里不能居住時，惟一的安全地方就是天津租界——在1922年前后，北京正受戰火威脅，溥佳的父親恭親王載濤就在天津英租界13號路購買了一所樓房以備溥儀不時之需。

溥儀這樣寫道：溥杰比我小一歲，對外面的社會知識比我豐富，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動，只要借口進宮，就可以騙過家里了。我們行動的第一步是籌備經費，方法是把宮里最值錢的字畫和古籍，以我賞賜溥杰為名，運出宮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溥杰每天下學回家，必帶走一個大包袱。這樣的盜運活動，幾乎一天不斷地干了半年多的時間。運出的字畫、古籍，都是出類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為，那時正值內務府大臣和師傅們清點字畫，我就從他們選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

我記得的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墨跡《曹娥碑》、《二謝帖》，有鐘繇、僧懷素、歐陽詢、宋高宗、米芾、趙孟、董其昌等人的真跡，有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原稿，有唐王維的人物、宋馬遠和夏珪以及馬麟等人畫的《長江萬里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還有閻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書籍方面，乾清宮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書的珍本，都被我們盜運走了。運出的總數大約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畫，二百多種掛軸和冊頁，二百種上下的宋版書。

溥儀既賜賞溥杰，也賜賞溥佳。1922年起，溥杰、溥佳每天下學后就帶一包賞賜物出宮。溥佳曾這樣回憶：當時，我們想了一個自以為非常巧妙的辦法，就是把這大批的古物以賞給溥杰為名，有時也以賞給我為名，利用我和溥杰每天下學出宮的機會，一批一批地帶出宮去。我們滿以為這樣嚴密，一定無人能知。可是，日子一長，數量又多，于是引起人們的注意。

不久，就有太監和宮伴(宮內當差的，每天上學時給我拿書包)問我：“這些東西都是賞您的嗎？”我當時含混地對他們說：“有的是賞我的，也有修理之后還送回宮里來的。”可是長期以來，只見出，不見入，他們心里已明白大半，只是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這批古物運往天津時，又費了一番周折。這些書籍、字畫，共裝了七八十口大木箱，體積既大，數目又多。在出入火車站時，不但要上稅，最害怕的是還要受檢查。恰巧當時的全國稅務督辦孫寶琦是載掄(慶親王載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載掄，說是醇王府和我們家的東西要運往天津，請他轉托孫寶琦辦一張免檢、免稅的護照。果然很順地把護照辦妥，就由我把這批古物護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十三號路一六六號樓內。

這批書畫古籍在清室善后委員會成立后點查毓慶宮時發現了“賞溥杰單”，公之于世，這才大白于天下。清室善后委員會稱這批東西“皆屬琳瑯秘籍，縹緗精品，天祿書目所載，寶籍三編所收，擇其精華，大都移運宮外”。這批珍貴的稀世珍品書畫古籍運到天津后，陸續變賣了幾十件——購買的人以超乎想像的低價購得如此珍貴的宮藏稀世奇珍，真是喜出望外。偽滿洲國成立后，日本關東軍參謀吉岡安直又把這批珍品全部運往東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