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那么多人留下了濃墨重彩，后世的人們喜好對這些偉人的分析，后來的《三國演義》可以說是分析的最為成功，但這并不是建立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

就好比聽相聲，你明知道知道上面是在瞎扯，但你就是喜歡聽。與其如此分析，倒不如分析真實的人物性格，最讓后人佩服其堅忍的司馬遷最值得讓人分析。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可以說是獨樹一幟，因為他的特殊經歷讓他格外偉大。

在人格上司馬遷是堅強的代名詞，在風格上司馬遷是務實代表人。下面結合兩點來分析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

在編撰史記的過程中司馬遷求真務實，從二十歲開始就游歷全國各地，收集歷史材料，慎重挑選，辨明真偽，方有一絲懷疑的的地方都不會收錄其中。就在史記編寫到一半時，天降橫禍被漢武帝處以宮刑，這對男人來時是莫大的屈辱。忍受著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他依然堅強的將《史記》編撰完成，前后共花費13年時間，歷史記載更是超過3000年之長久。這樣的事跡是對司馬遷人格與風格最有利的分析。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絕對是歷史少有的，若人格上不堅強，誰能13年只為寫一本書，誰能在忍受宮刑后繼續前行？如果風格上不務實，誰能風餐露宿13年遍訪各個歷史發生地點？若真是隨意寫，那豈不會胡扯個3000年？最后的定論，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就是堅強和務實。

司馬遷的經歷

司馬遷一生并不順遂，也經歷了許多的事情和波折，也正是這些波折和困難成就了我們今日所頌揚的司馬遷。

司馬遷早年間就遵父命游歷山水，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了解民間的一些古事舊聞，對各地風俗人情都有深入的了解。后來來到京城，做了郎中。公元前111年的時候，漢武帝在西南夷設置武都、沈黎、文山等五郡，而這個時候正跟隨漢武帝東巡的斯曼縣，在繼唐蒙、司馬相如、公孫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到了巴蜀以南的一代，建設新郡，直到第二年才回朝復命。

父親死后，司馬遷依照父親的遺愿，成為了太史令，并且在當時的都城長安，結交到了不少文人墨客、有志之士。后來，李陵戰敗被匈奴俘獲，投降匈奴。司馬遷為李陵仗義執言，卻惹得漢武帝大怒，將司馬遷逮捕入獄，在獄中司馬遷被百般折磨。之后李陵叛變的事情，因為公孫敖造謠而被“坐實”，漢武帝誅殺了李陵一家妻兒老小，連帶著為李陵說話的司馬遷也沒能幸免。

司馬遷在這次事件中被處以宮刑，一度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家族的使命和實現理想的動力讓司馬遷忍辱負重的活了下來。這樣的經歷給了司馬遷絕對的動力，于是他潛心寫作，將畢生的經歷都花了在編寫《史記》之上。前后十四年，司馬遷最終完成了這部曠世杰作，司馬遷自己也成為了人們口中的傳奇。

司馬遷之死

司馬遷的死史書上沒有明確的記載，死因沒有被記載，連死年都存在很大的疑問和爭議，這其中也有許多可以討論的空間。

班固在《漢書》中為司馬遷專門寫過一篇傳記，但是在這篇傳記中也沒有記載司馬遷的死亡原因和日期，以至于后世對司馬遷的死充滿了疑惑，也使得司馬遷之死成為了一個千古謎團。但是坊間也流傳著幾個關于司馬遷死因的說法，可以從中判斷一二。

第一種說法是司馬遷是因為在給任安的回信中，出現了埋怨的語句，被漢武帝知道之后就下令，秘密處死司馬遷了。這個說法中存在很大的漏洞，首先我們能從報任安書書中發現，司馬遷并沒有寫什么埋怨的語句，表達的是自己沒有把話數清楚，而導致了漢武帝的發怒。而且后來漢武帝為司馬遷平反，還重用了司馬遷，讓司馬遷擔任了中書令一職。要是漢武帝下令殺了司馬遷，如此反復無常的人，又怎么能做皇帝呢？

還有一種說法是司馬遷因為自己的史記能夠公開，為世人所知而高興致死的，這個說話中實在有太多的漏洞，就不再贅述了。另外一種說法是司馬遷退居故里，頤養天年，最終無疾而終。這個說法在韓城市司馬遷祠內《翟邑侯重修太史廟記》碑文可以查證。

因為司馬遷的死沒有被明確的記載，而且坊間又有許多的傳聞，因此司馬遷之死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后人對司馬遷的評價

司馬遷作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史學家，傾盡一生完成了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這部著作的完成過程并不順利，司馬遷為寫書先是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在撰寫過程中又獲罪受宮刑下獄，可以說《史記》是他畢生的心血。那么后人對司馬遷的評價是怎樣的呢？

漢朝楊雄曾著《法言》一書，書中寫到“太史遷，曰實錄。”“子長多愛，愛奇也。”楊雄因此也成為了第一個贊頌司馬遷實錄精神的人，他提出的司馬遷據實記錄人物和司馬遷鐘愛奇才的觀點也被人們所認同。班固是一個系統評論司馬遷的歷史人物，在班固的《漢書》中，班固專門做了一篇《司馬遷傳》，文中寫道“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狀況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班固很好的贊揚了司馬遷“不虛美不隱惡”的紀實精神，令后人嘆服，而司馬遷的紀實精神也成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唐代文人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在他看來司馬遷的文學風格是“雄深雅健”。韓愈也曾說過“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為最。”表現出韓愈對司馬遷的崇敬。宋元時期，馬存和鄭樵也先后對司馬遷發出贊嘆，其中馬存主要是贊嘆了司馬遷的壯游，他說司馬遷“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后吐而為書。”因此司馬遷的文筆或奔放浩蕩，或深沉含蓄。南宋史學家鄭樵則認為“而司馬遷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黃帝，下迄秦漢，勒成一書，分為五體。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易其書。六經之后，惟有此書。”可見鄭樵對司馬遷的評價之高。

明清時期的金圣嘆、錢謙益、章學誠、趙翼和梁啟超都先后對司馬遷作出評價，其中金圣嘆可以說是司馬遷的知己，他對《史記》的探討獨樹一幟。趙翼稱司馬遷為“史家之極則”。而梁啟超則認為“史界太祖，端推司馬遷”，并對《史記》做出極高評價，并說“凡屬學人，必須一讀”。

到了近代，魯迅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中也提到司馬遷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郭沫若更是贊賞司馬遷的才華，他曾為司馬遷祠題寫碑文，寫道“文章曠代雄”、“功業追尼父”的贊語。而翦伯贊更是認為司馬遷是我國史學的開山祖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