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欽若(962-1025年)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余市)人，北宋初期的政治家，宋真宗時期宰相，主和派勢力代表。

景德元年，契丹大舉南下，主張南遷國都，與宰相寇準對立。大中祥符初年，為迎合宋真宗仙道需求，偽造天書，爭獻符瑞，封禪泰山。大中祥符五年，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天禧元年，出任宰相。三年，出判杭州。

宋仁宗即位，改秘書監(jiān)，起為太常卿、知濠州，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yīng)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jiān)修國史。二度為相，時人稱為癭相。天圣三年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因主導編纂《冊府元龜》而知名。

王欽若的行政風格是怎樣的

投機取巧

邀他人之功為已功。王欽若為太常丞、判三司(鹽鐵、度支、戶部)理欠憑由司時，度支判官毋濱古有次對他說：“全國老百姓因逃亡拖欠下的錢糧，自五代起到如今，雖政府一直在催繳，但始終上繳不了，因老百姓實在是太貧困了，負擔不起。我將疏請皇上，將這筆錢糧減免。”王一聽，認為這是樁邀功請賞的好買賣，連夜命人核算好這筆拖欠錢糧的總數(shù)和減免成數(shù)，第二日，即以他個人名義搶先疏奏真宗。真宗一見這奏疏大驚，找來王問：“這件事難道先帝不知道嗎？”王從容詭稱：“先帝本來就知道的，只是他有意把它留給陛下來處理，以收人心。”真宗聽了大喜，即日下令減免錢糧一千多萬擔，并釋放囚犯三千余人。從此，真宗對王更器重，召為翰林學士。后調(diào)西川安撫使還朝，又授左諫議大夫、參加知政事(副宰相)。

迎合帝意

大搞荒誕無稽的迷信活動。有一次，真宗曾夢見神人對他說：“(吾)賜(汝)天書于泰山。”真宗是迷信道教的，信以為真，并將這事暗中告訴了王欽若。后大中祥符初年王為泰山封禪經(jīng)度制置使兼判兗州時，為了迎合帝意，偽造天書，即所謂《天書再降祥瑞圖》，通過朝廷中官，奉獻真宗。

且事前部署周詳，八方縫合，捏造情節(jié)，說是某年六月甲子日，有木工董祚于泰山醴泉亭之北見有一方黃絹飄搖草上，走近一看，除上有御名“真宗”二字外，其他字都不能識，便拾來請欽若過目。欽若細看，乃知是《天書再降祥瑞圖》，便盥手威儀迎奉至社首，然后又跪授中官，馳奉皇上。同時他還說，他來到泰山任職后，曾兩次夢見神人，要求增建廟庭。

王欽若把他編的這一套鬼話一說，真宗信以為真，既封禪泰山，在泰山上廣建宮觀，勞民傷財，而王欽若也因此大撈一把，命他為天書儀衛(wèi)副使，遷吏部尚書(因前與寇準不和，已罷參知政事，為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次年，又升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

挑撥離間

讒語傷人，打擊政敵。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方契丹(即遼國)軍隊大舉南侵，深入到北宋都城開封以北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陽縣)，宋朝君臣上下驚惶失措。為避契丹鋒芒，參知政事王欽若主張遷都金陵(今南京)，大臣陳堯叟(蜀人)主張遷都成都，只有宰相寇準堅決主張抗戰(zhàn)，不僅不主張遷都，還主張宋真宗親征，說當今“將臣協(xié)和，若大駕親征，賊自當遁去”，若向南遷都，“所在人心崩潰”，契丹乘勢深入，則天下不可保。

最后真宗勉強聽了寇準的話，穩(wěn)住陣腳，與寇準一起親征。河北軍民聽到皇帝與宰相來，抗戰(zhàn)情緒十分高漲，“踴躍歡呼，聲聞數(shù)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由于真宗把軍事指揮權(quán)全給寇準，“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而寇準在大敵當前，抗戰(zhàn)堅決、果敢，指揮機智、鎮(zhèn)定。故宋軍和契丹一接觸，契丹軍被“斬獲大半”，并射死其大將軍撻覽。

這一戰(zhàn)役的勝利，本可乘機北進，收復失地;但因真宗的親征，原非出于自愿，又“厭兵”，加上投降派從中作梗，流言蜚語，打擊寇準，結(jié)果在自己處于絕對優(yōu)勢的情況下，真宗同意與契丹媾和，寇準也被迫認可，與契丹訂立了一個歲輸幣“三十萬”的所謂“澶淵之盟”(澶淵是澶州西南一個湖澤)的屈辱和約。澶淵之盟本身當然是不值得稱道的，但澶州一戰(zhàn)打得敵方落花流水，余敵棄甲曳兵而走，主要是寇準的指揮得當。這點，真宗是非常清楚的，因而戰(zhàn)事結(jié)束，他給寇準加官進爵，更加器重。

然而“素與寇準不協(xié)”的王欽若卻“深嫉之”，乘機挑撥離間，讒言中傷。一日會朝，寇準先退，真宗目送之。欽若見此則進言曰：“陛下敬寇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又問：“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一時愕然，說不出道道，只反問一問“為什么”后，欽若又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

帝聽了有些不痛快，未等他開口，欽若又加尖：“陛下聞博(賭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盡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原來就認為寇準“剛直難獨任”的真宗經(jīng)欽若這樣一挑撥，對寇準產(chǎn)生了疑慮，景德二年就用王旦為宰相，將寇準降為刑部尚書，知陜州。寇準雖然背了黑鍋，但他的愛國精神和優(yōu)良的政治品質(zhì)卻為人民所承認，故在戲劇中，他是作為一個“清官”的典型出現(xiàn)的。

嫁禍于人

宋真宗咸平年間，王欽若為科舉主考官。考生臨津任懿為錄取開后門，間接通過王要好的一個僧人惠秦搭橋引線，送了三百五十兩的賄賂銀票到王家撮成其事。其時王在試院監(jiān)考，任懿這名字，是王的妻子李氏暗中寫在他家奴仆祁睿的手臂上，祁睿以進試院給王送湯飲為名而告訴王的，任懿的賄賂銀數(shù)也由祁睿同時告訴了王。這場腌臟交易雖然做成了，但事后為人檢舉揭發(fā)，御史中丞趙昌言逮捕了祁睿、任懿等人，并疏請皇上要逮欽若歸案懲處。

御史拷問任懿作弊情節(jié)，任說：妻兄張駕認識考官洪湛，曾與張一起到過洪家里說過考試開后門的事;但后來真的賄賂行事，是間接通過僧人惠秦等人暗中進行的，被賄賂者是誰他不清楚。拷問祁睿、惠秦，雖承認干了這上述勾當，但于太常寺另外鞫問王欽若時，王卻將祁睿、惠秦口供全盤否定。且說祁是前幾日才到他家為傭的(祁原是王任毫州判官時小吏，雖跟隨王多年了，但祁的戶藉一直在毫州，后來才移來王家，故王詭稱祁前幾日來他家為傭)，還不信任祁，祁也不可能干這種勾當。說到與惠秦的關(guān)系，王承認彼此友情甚厚，但惠秦從未登過他家的門。

因王的狡辯，這兩點都落實不了。鑒于王當時是真宗的紅人，法司不敢深究，最后把這考場賄賂舞弊事落到考官洪湛身上，既削籍，又流放儋州以死。當時人們雖知洪是冤案，但因王當時是副宰相，權(quán)勢大，誰也不敢出來抱不平。

搶功為己

這也就是群眾說的一句俗話：“取到經(jīng)是唐僧的，犯了禍是孫猴子的。”這里舉修纂《冊府元龜》為例。王欽若與寇準不和，罷為副宰相兼任刑部侍郞、資政殿學士后，宋真宗命他與楊億等人主修《冊府元龜》一書。該書專錄上古至五代君臣事跡;所錄以正史為主，兼及經(jīng)、子、集。全書正文一千卷，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門。每部有“總序”，類似小沿革史;每門有“小序”，類似每門的總論。

《冊府元龜》從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開始修纂，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完成，前后共八年。在修纂過程中，因每修輯一部分要向真宗匯報，如得到真宗的褒獎稱贊，王欽若則將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一以謝皇上;如果出了毛病，受到真宗的譴問時，則推卸責任，叮囑書吏說是楊億等人干的。

奸邪險偽

王欽若諸于上述的“奸邪險偽”，大中祥符七年馬知節(jié)與王一起在樞密院任事時，馬曾當著真宗的面進行揭露丑詆，曾使王一度罷了宰相;但因王能委曲、巧合帝意，賣力為真宗上玉皇尊號、建祥源觀等等，而王本身從年幼起就崇信道教，(年青時，在宜春的湖崗寺和奉新華林書院讀過書，這兩地都是當時有名的道教所在地，可能有深厚影響)，特別是當了大官后，更“好神仙之事”(著有《天書儀制》、《五岳廣聞記》等書，校刊道書數(shù)百卷)，“情人眼里出西施”，因此真宗對他有種特殊感情，罷相后不久，又官復原職，重登相位，他的齷齪行徑不能得到徹底揭露。

真宗死，仁宗即位，欽若又獻《遷敘圖》，論述“平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得到仁皇欣賞，加上太后從中賜以青睞，欽若仍得為宰相，并封為冀國公，恩寵日隆。欽若最后染疾歸家，“帝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既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錄親屬、親信二十余人入官。“國朝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在此情況之下，欽若的齷齪行徑更得不到揭露。只是到了以后，仁宗的頭腦冷靜下來，可能聽到各方的反映，他自己也有所覺察、體驗，才對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奸邪也。”

地域之見

關(guān)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從有的同志有關(guān)這個問題的一些論證來看，似乎是肯定。如《歷史研究》1987年第二期任爽在《唐宋之際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矛盾的地域特征》一文中說：

唐宋之際，南方社會經(jīng)濟與文化的迅速發(fā)展，造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經(jīng)濟地理與文化地理的根本改觀，同時給南北中國政治力量的對比帶來了深刻變化，從而使當時地主階級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矛盾沖突表現(xiàn)出鮮明的南北分野的特色;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是由西北移向中原，再由中原移向南方，這一循序漸進的發(fā)展，包含了極為復雜的內(nèi)容。

大體上，五代以前，由于南方較為落后，所以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響;五代以后，由于南方的發(fā)展，這一趨勢出現(xiàn)了逆轉(zhuǎn)，南方開始更多地影響北方。這一進步，意味著北方地主階級集團傳統(tǒng)的優(yōu)勢地位，首先是政治優(yōu)勢地位的喪失。因此，這一進步絕不可能被北方地主階級集團所輕易接受。唐宋之際，大多數(shù)北方人士對這一進步，特別是對南方政治勢力的崛起采取了一致的敵對態(tài)度。北方人士如此，當然南方人士也不會自甘菲薄，雙方從各個角度、利用各種手段展開攻擊，其勢頭之猛烈、目標之明確、陣線之清晰，前所未有。

政治斗爭

接著，作者在縷述唐宋之際持續(xù)三百年之久的南北政治勢力的斗爭中，首先說了唐代后期永貞革新運動是南方人爭取全國政治地位的初次嘗試，因為革新派的主要人物的“二王”(王叔文、王伾)是南方人。以后在談到王安石變法中，以王安石為首的一派同以司馬光為首的另一派之間的尖銳對立，其原因，除了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的觀點不一致外，作者認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誰來改革的斗爭，因為改革派的核心人物王安石、呂惠卿、章惇、曾布等人都是南方人，而反對派的中堅人物司馬光、文彥博、呂誨、程顥等人都是北方人。作者在論述北宋初年南北政治勢力的斗爭時，對南北兩派的尖銳對立作了更多形象具體的描繪。他說：

《道山清話》載：“太祖嘗有言：‘不用南人為相。’實錄、國史皆載。陶谷《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言之甚詳。皆言太祖親為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嘗上。”及真宗欲相臨江軍人王欽若，大臣王旦即以“祖宗朝未有南人當國者”為理由大加阻撓。王旦死后，王欽若始大用，發(fā)牢騷說：“為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宋史·王旦傳》)王旦以識人善任著稱，尚需找些“公議”一類的理由搪塞輿論，不敢過分露骨。寇準則公開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無忌憚。

撫州人晏殊，七歲以神童其薦。真宗召其與進士千余人并試廷中，晏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真宗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寇準不高興，曰：“殊江外人！”連真宗也覺得不象話，反駁說：“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宋史·晏殊傳》)及臨江軍人蕭貫(新喻人)當作狀元，寇準又說：“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結(jié)果北人蔡齊奪魁。寇準出院，居然對同僚夸耀：“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鄰幾雜志》)

這種狀況，使得在朝南人如履薄冰，戰(zhàn)戰(zhàn)兢兢，始終有一種“弱羽驚弦勢未安”(《東軒筆錄》)的惆悵。但是，南方政治勢力的發(fā)展，并非統(tǒng)治者個人意愿所能阻止。自真宗破例以王欽若為相，其后居相位者五十四人，而南人有二十九，超過了半數(shù)，與唐代僅占十分之一相比，不可同日而語。至于太祖御筆刻石的下落，尤其發(fā)人深省。據(jù)《道山清話》：“自王文穆(欽若)大拜后，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他處。后寢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石為人竊去。”

“不用南人為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這是宋太祖趙匡胤的遺訓。據(jù)此典則，王旦阻撓南人王欽若入相當國;寇準以北人自居，打開窗子說亮話，說“南方下國”之人，“不宜冠多士”，要入閣拜相當然更是不允許的。最后終于沖破了這個“門戶之見”，王欽若登了相位，成了北宋南方人當宰相的第一個人。而王曾說王欽若等五人為“五鬼”，南北“門戶之見”可能是個因素，因為王欽若、丁謂、林特、陳彭年等四人都是南方人，只有山陽人劉承珪，他是屬山東的北方人，還是南方人？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