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此類奏折，康熙帝一般都寫“知道了”三個字。可不知什么地方出現了問題，竟然寫成了“知道子”。他也沒有多看一眼，就將朱筆批過的奏折裝回了套封。

這一天，康熙帝打開一份奏折，是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718年1月11日)巡撫李發甲所寫，奏報湖南秋收豐裕、十二月初四至初八瑞雪盈尺等。對于此類奏折，康熙帝一般都寫“知道了”三個字。可不知什么地方出現了問題，竟然寫成了“知道子”。他也沒有多看一眼，就將朱筆批過的奏折裝回了套封。

李發甲乃至今天的讀者看到“知道子”三個字，第一反應，肯定是——呵，筆誤。的確，康熙帝在奏折上所寫的“知道了”，至少一千三百次以上，只有這一次寫錯了。這是筆誤無疑。

“奏摺(折)”亦是康熙帝朱批的常用字，但有兩次寫成了“奏習”。這也是筆誤嗎？

曬曬朱批上的“筆誤”

仔細翻看康熙帝的朱批，會發現有不少錯別字。康熙帝是用繁體字書寫，以下除個別情況，只用簡化字，達意即可：

“張云翰有幾各(個)兒子？”/“不打(搭)浮橋，從盧溝橋回鸞(鑾)”/“不暗(諳)節氣”/“總兵關(官)朕即補去”/“浙江米價自濺(漸)平和”/“近京各處察礦沙(砂)原是有的”/“事關錢量(糧)”/“近夾(來)惟恐雨多了”/“若不關蜜(密)事無防(妨)”/“不可速(疏)忽”/“人心不服，讓(嚷)到京中”，等等。

康熙帝朱批中的這種錯別字，主要有兩種情況(劃分不是絕對的)：

一是同聲而錯。如將節氣的“處暑”寫作“出暑”；“封疆大吏”寫作“風疆大吏”；“滿洲”寫成“滿州”；“以后”寫成“已后”；“除根”寫成“出根”；“猶恐失調”寫成“猶恐矢調”；“皆無憑據”寫成“皆無平據”；“難以憑信”寫作“難以評信”；“治法甚好”，寫成“知法甚好”；“爾災非淺矣”寫成“爾災非潛矣”；“白蓮教”寫作“白廉教”；“沙漠”寫成“少漠”，等等。

二是形近而錯。如“口外”寫成“四外”；“米價 (價)”寫成“米賈”；“部費都免了”寫成“部費都兔了”；將“兔脫”寫成“兒(兒)脫”；宛大二縣 (縣)寫成“宛大二 懸 (懸)；地名的“漳泉”寫成“章泉”；“夏”與“ 憂(憂)”不分；“左手”寫成“在手”；“風俗不醇”寫成“風俗不惇”，等等。

以上種種，似乎難以用“筆誤”一概而言。康熙帝在奏折上寫錯別字，已不是新話題。古往今來，除了不會寫字的人之外，人人都會寫錯字(包括筆誤)。那康熙帝的錯別字有什么值得深思之處嗎？

勤奮習字 四處留名

北京故宮現在保存有順治帝習字時的冊頁，就如同今天兒童的描紅一樣，時間約是順治十三年(1656年)秋到順治十五年夏，也就是順治十九歲到二十一歲之間，這表明此時順治帝練習漢字還處于起步階段。如果康熙帝也是此等水平的話，出現上面的那些錯別字，倒真是情有可原。那么康熙帝的實際情況怎樣呢？

康熙帝自己說：“朕自幼好臨池，每日寫千余字，從無間斷。凡古名人之墨跡石刻，無不細心臨摹，積今三十余年，實亦性之所好。”這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他五十歲時所說的一段話，推算起來，康熙帝十來歲即開始練字了。

他還說：“朕自幼嗜書法，凡見古人墨跡，必臨一過，所臨之條幅手卷將及萬余。賞賜人者不下數千。天下有名廟宇禪林，無一處無朕御書匾額，約計其數，亦有千余。”

康熙帝賞賜題匾有那么多嗎？是自吹自擂吧？——還真不是。據入值南書房的查慎行記述，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1702年12月26日)，康熙帝在乾清宮，一次就發御書一千四百二十七幅，以備頒賜。四十四年八月，查慎行在避暑山莊看了記載有頒賜時間的帶編號冊簿，康熙帝所寫“大而匾額、堂幅，小而卷軸、斗方、冊頁，以及紙扇”，已不下三萬號。查慎行感慨：“自古帝王宸翰，未有若是之多者。”

康熙帝寫字之早，之勤，之多，足堪稱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現在保存的漢文奏折基本上都是康熙四十年以后的，換言之以上列舉的那些錯別字，大多也是在此之后寫的。我們不禁好奇：天天寫字的康熙帝，為什么還會寫這么多錯別字？

“不起稿”的背后

康熙帝頗為自負的一句話提醒了我們：“凡批答督撫折子及朱筆上諭，皆朕親書，并不起稿。”朱批不起稿，就是拿起筆即興在奏折上書寫。而康熙帝頒賜的書法是可以起稿的，不滿意就不必拿出來。

宋犖《迎鑾日紀》一書，寫的是他在江寧巡撫任上于康熙三十七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接駕的經歷。其中有許多康熙帝賜書法的事例，仔細分辨就可以發現，幾乎都是拿來就直接賞賜的，也就是說事先已寫好。

當然也有難得的康熙帝現場書寫場景。如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1703年3月25日)在金山，宋犖乞求皇上為自己的一處田園賜寫“西陂”二字。康熙帝說：“朕本好書，爾求之甚力，且爾七十歲人，朕不忍卻。”然后“走筆”作“西陂”二大字。“走筆”表明宋犖目睹了康熙帝現場寫字。有趣的是，康熙帝回到行宮之后，命侍衛從宋犖手中，將所寫大字取走，而是將重新寫的一幅，賜給宋犖。

關于康熙帝寫字，下面兩個故事很有名：一是康熙帝在泰山，本想題寫“而小天下”，一落筆就將“而”上的一橫給寫低了，這時能文善書的寵臣高士奇在旁救場：“陛下非欲書‘一覽皆小’四字耶？”

再一次是康熙帝南巡到杭州，欲題寫靈隱寺匾額，一上來就將“靈 (靈)”字的“雨”字頭寫得太大，下面難以寫就，又是高士奇書偽裝磨墨，寫“雲 (云)林”于掌心以示，救了駕。雖是野史，但似可以用來說明，康熙帝寫字的“現場感”較差。

一般說來，起稿與不起稿更多的可能是會影響書法展現水平，與寫字的正誤沒有太大的關系(不是一點關系都沒有)。康熙帝的屢屢“筆誤”，原因僅僅就是如此嗎？

只有認真翻閱康熙帝的朱批，才能真正領會“不起稿”暗藏的玄機，因為不少朱批中保留有先寫錯、后來再改正的痕跡，而這在康熙帝的賞賜書法中是絕對見不到的。如：

先寫“麥秋已熱”，后來將“熱”字改為“熟”字；“情行著速報來”，“行”改作“形”；“西邊用銀，部可以發軍帑，“軍”改為“庫”；“直隸山西爻界”，“爻”改為“交”；“總督”的“督”下面先是寫成“貝”，而后又予改寫，等等。

盡管最終改對了，但這些改寫，分明表示他還沒有完全掌握這些字。朱批中數次出現“風疆大吏”，卻也有寫對“封疆大吏”的時候；“蜜奏”“蜜折”有一些，但也寫對過“甚密”。另，“噬”“秧”“嫌”等字，他的寫法只是跟著感覺走，如將“嫌”寫成“女間”、“噬”寫成“口堇”、“秧”寫成“禾英”。以上種種，都表明他對漢字的掌握不穩定。

真的是“無一而不通”嗎？

可以說，康熙帝不起稿的朱批中的錯字，與書寫審美的關系不大，卻與他的漢文水平，大而言之，與他的學問有密切相關。雖然他曾自稱，從八歲登極起，即勤勉好學，“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未少輟”。而且是認真識字：“朕自幼讀書，問有一字未明，必加尋繹，”直到明白于心為止。

康熙帝有時批評臣下“字言不通”，而他的朱批中也有字句似不通順者。如：

蘇州織造李煦刻《佩文韻府》，將樣書上呈，康熙帝朱批：“此書刻得好的極處。”不知確切講什么，反正知道是在表揚了。

康熙帝有次朱批：“此折奏的是，須要小心，不可繞害百姓。”或許他想寫“殘害”，由can(chan)音想到了“纏繞”，后不知怎的寫成“繞”。莫非他在下筆的一瞬間，也是這么繞來繞去的？

康熙帝在一請安折上批道：“朕體安善。近聞爾之聲名頗好，但身子虛弱多病，不出摻演等語，未知是真？”這“摻演”不知是什么意思？

康熙帝曾自詡道：“朕之清字，亦素敏速，從無錯誤。”自認為滿文(清字)好極了，漢文掌握如何，他沒有明確提及，但說過：“對于大臣所上的章奏，見有錯字，必行改正。”儼然他的漢文好得也可以。現存奏折上，能夠看到幾處他改過的字，如：

康熙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1717年3月27日)直隸總督趙弘燮奏折中寫有“御制法藍蓋碗”幾字，康熙帝在“藍”字旁用朱批寫了“瑯”字，他的改動是正確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在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1720年3月10日)江寧織造曹頫所上奏折里朱批道：“……磁器、法 月良之類……。”這個“瑯”字他自己反而寫錯了！

更有不可理喻者。蘇州織造李煦的奏折提到“癸巳”，這是指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在“巳”旁邊，寫了一“己”字。他分明是將對的改錯了。

曾國藩在《〈國朝先正事略〉序》中稱頌康熙帝：“上而天象、地輿、歷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王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然而，康熙帝在“不起稿”的情況下寫了那么多錯別字，甚至連天干的“己”與地支的“巳”都分不清楚，這令他“無一而不通”的光輝形象，多多少少打了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