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報案的意義以及蘇報案的影響是什么？
1903年，鄒容、章太炎分別寫出轟動全國的《革命軍》和《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蘇報》連續發表《讀〈革命軍〉》、《序〈革命軍〉》、《介紹〈革命軍〉》等文章，大罵皇帝和清政府，高呼革命為神圣“寶物”，要求建立資產階級“中華共和國”，推薦《革命軍》為國民必讀的第一教科書。同時報道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為此清政府照會上海租界當局，以“勸動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將章太炎等逮捕。鄒容激于義憤，自動投案。“蘇報案”和章太炎、鄒容的獄中斗爭，影響深遠，它促使了革命政治團體的成立。
“蘇報案”發生后，章太炎、鄒容仍與革命派保持聯系。革命派于1903年8月23日在上海愚園開追悼會，祭文即出自章太炎手筆。《駁〈革命駁義〉》，章、鄒也與革命派合著。1904年，章太炎和蔡元培、陶成章、徐錫麟等組織光復會，成為同盟會成立成立前的主要革命小團體之一。同時，華興會的成立，也和“蘇報案”有關。華興會的發起人黃興在1903年返國后，即大量翻印鄒容所著《革命軍》，“散布到軍商各界，擴大反清宣傳。”兩湖志士“與上海言光復者相應和。”組織了華興會。這樣，就給1905年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準備了條件。
“蘇報案”的發生和章太炎、鄒容的獄中斗爭，又擴大了革命的思想影響。
《蘇報》被封后，章士釗、陳去疾等續辦《國民日日報》，“放肆蜚言，昌言無忌”，重遭清政府外務部通飭總稅務司轉知郵政局，“毋得代寄”。不久，蔡元培等又創《俄事警聞》，后擴展為《警鐘日報》，憤斥帝國主義，抨擊清朝政府。在日本發刊的《江蘇》、《浙江潮》，也在“蘇報案”發生后，言論轉趨激烈，宣傳反清斗爭。中外統治者雖日益阻撓，肆意查禁，終不能抗拒時代的洪流。《革命軍》和《駁康有為政見書》秘密印刷，廣泛流傳，據章太炎《贈大將軍鄒君墓表》④稱：
君既卒，所著《革命軍》因大行，凡摹印二十有余反，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糍餅以入，清關郵不能禁，卒賴其言為光復道原。
廣大的知識分子紛紛從改良主義的思想影響下解放出來。從此，改良派的思想陣地日益縮小，革命派的思想陣地日益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