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甲午一戰，日本即成為中國的最大克星。

晚清越打越乖，再不敢以“天朝大國”自居，對近鄰這個蕞爾小國也以“友邦”代“倭”。中日關系沒有越大越僵，反而越打越密，垂死羸弱的清廷再不敢舉槍叫板，而是代之以橄欖枝，頻送秋波。

到了北洋軍政府時代，日本主宰皖系段祺瑞部，儼然以太上皇自居。亞洲大哥易主，昔日大哥，如今跟著小弟混，遠東外交，“日主中從”的局面形成。

在“日主中從”半個世紀里，在日本的刺激下，近代中國發生了起于民間精英的三度覺醒。

第一次為戊戌變法，乃康梁等書生發動，“公車上書”是晚清讀書人“以日為師”的愿望與發端，雖因保守勢力強大僅維新百日而未果，但畢竟喚起“向天敵靠攏”的猛醒。

第二次覺醒，是辛亥革命。革命的大本營就設在日本東京。茍延殘喘的清廷令中國民間精英看到了和平手段的無望，轉而奮起暴力革命。黃興、孫中山等組建革命黨同盟會，在國內無法立足，均遠渡日本蓄勢待發。其間革命黨人，大多為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這些青年近衛軍無一不受到日本“鐵血”的武士精神影響。據有非凡果敢的行動力。

他們一方面汲取了日本尚武精神，另一方面接觸到盧梭、孟德斯鳩等近代思想家的思想，使他們樹立起武力推翻專制的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信念。歷盡磨難與犧牲，最后他們用一場辛亥革命讓皇帝在中國成為歷史，其壯舉不僅彪炳千秋，也令天敵日本刮目相看。

其間，日本著名思想家北一輝，極為推崇中國的辛亥革命。北一輝認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為那些留日的中國學生，他們把日本明治維新的精神散播到中國。因此，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維新為典范而形成的革命運動。他們作為革命團體的骨干，行事風格都受到日本的深厚影響，對中國革命團體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勞。所以他強調日本因素對于中國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并認為日本是“中國革命的助產士”。

北一輝的言論雖然是從日本的角度出發，對中國政治革命的闡述，但客觀來看，辛亥革命的日本元素是不能排除的。它既是“以日為師”的繼續，也是“以日為據”的勝利。

正如當時的革命黨青年精英汪精衛所說——

中國革命的時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憲成功的事例來反對革命。但日本明治維新，是西鄉隆盛用武力從幕府手中奪來的政權，絕不是幕府微笑著把政權交出來的。

這段見識，或許就是“日本是中國革命的助產士”的旁注所在吧。

然而，即便近鄰助產，也并不會使久病的老大帝國迅速崛起，辛亥革命之后，日本仍是壓在中國心頭的一塊巨石。超越天敵短期內不僅不可能，而且攝于天敵之威還愈演愈烈。自《二十一條》，日本堂而皇之成為北洋的太上皇。“日主中從”的局面呈“可持續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將這種尷尬而屈辱的局面推向極致。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后期，日本見風使舵，趁火打劫，對德宣戰。然而日德交戰的主戰場，卻中國本土——膠州半島。

家門口的敵人，要靠“友邦”來清除。這是中國的屈辱，但卻是日本在巴黎和會顯耀的資本。這種擺在桌面上的硬實力，不是靠中國外交人員能夠改變的。

盡管中國談判代表有的表現很出色，但他們背后的政府卻指令：一切跟日本人協商后行事。段祺瑞的政府沒有日本人扶持更支撐不下去，豈敢對日說個“不”字？“日主中從”成為既定的外交國策。

從實力與國際地位而論，日本是有資格藐視中國的。在巴黎和會上，日本與英、法、美、意并列“五大國”，席位5個，是擁有“普遍利益的交戰國”，而中國的地位連二等國塞爾維亞都不如，在“個別利益的交戰國”中，席位最少，僅有2個。所以，盡管陸徵祥、顧維鈞等中國代表費盡口舌，但遠東甚至中國的事情還是日本主導，在日本的一再堅持下，中國希望得到5個席位的“大國”請求終歸是奢求。

巴黎“分贓會”上，中國外交受辱，引發舉國覺醒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中國啟蒙運動的發端，也是日本刺激下的第三度覺醒。

天敵可以令你自斷尾翼，也可令你長出翅膀，雖然中國民間從日本那里得到三度覺醒，但可嘆，從政府層面上，近代中國政府五十年間，得過且過，有舍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