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從年輕時開始就有閱讀的習慣。

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后，囚禁中的蔣介石，待驚魄稍定，除了誦讀《圣經》外，還“閱墨子自遣”。

據由陳布雷代筆的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一書，12月14日下午，蔣介石移居高宅后，張學良與蔣有一番對話。蔣先問張送他回京事，張說“此事殊不簡單”。張說了一通“不簡單”的理由之后，毫不客氣地批評蔣“太專制”。并說：“余覺委員長之思想實太右太舊”。“委員長所看之書多是韓非子墨子一類，豈非太舊？”

蔣介石不同意張學良的說法，辯解道：“爾是以馬克斯資本論與共產主義等書為新書乎？……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閱幾次矣。”

蔣早年確曾涉獵馬克思的著作。不但如此，他還在1925年寫過《中俄聯合之意義》這樣思想激進的文章。但是，張學良說蔣介石“所看之書多是韓非子墨子一類”，不為無因。蔣介石對“韓非子、墨子一類書”的確情有獨鐘。但他的讀書范圍不限于這一類。1931年印行，署名“蔣中正”的《自反錄》一書，第一集卷二收有他的《選讀各書目錄》一篇。該書目大致能反映蔣介石青年和中年時期閱讀的情況。這篇目錄，開列圖書43種(類)，其中包括《韓非子》。附記寫道：“右書手自選定，以資悉心研究，茲附抄于此。”說明蔣讀這些書，不是隨便翻翻，而是“悉心研究”。目錄中尤可注意的是以下三大類：

一是儒家典籍、先秦諸子及其他文史書籍，有：《五經》、《四子書》、《孔子家語》、《左傳》、《戰國策》、《六韜》、《孫子》、《吳子》、《管子》、《莊子》、《韓非子》、《離騷》、《史記》、《資治通鑒》、《清史輯覽》。

二是軍事書籍，除前面提到的《六韜》、《孫子》外，還有：《普法戰史》、《拿氏戰史》、《日俄戰史》、《歐戰史》、《巴爾克戰術》、“各種軍事學”、《戰時正義》。

三是名人文集、全集，有：《諸葛武侯集》、《岳忠武集》、《文文山集》、《戚武毅叢書》、《曾國藩全集》、《胡林翼全集》、《左宗棠全集》、《駱秉章全集》、《李鴻章全集》。

在儒家典籍中，蔣介石特別看重《四書》中的《大學》、《中庸》。宋代以后的理學家都將《大學》視作治國的綱領。蔣介石持同樣觀點。他在《大學中庸新義》一書中這樣論到《大學》：“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說政治上一切基本的原理都不外此。”在同書中，他還談到治國者要以《中庸》為指導：“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政治者的行動態度，皆要合乎禮，就是合乎宜。否則就有過猶不及，如此就要亂了，就不成其為政治了。”不過儒家的治國之道到了蔣介石那里，就被改造了。儒家的“仁政”，被改造成現代專制。而且，他服膺法家，可能甚于儒家。有意思的是，他的這點倒與晚年毛澤東有近似。

蔣介石“手自選定”的上述書目中，軍事書籍以及跟軍事直接有關的書籍占了三分之一。他最推崇的兵書是《孫子》，另外還有戚繼光、曾國藩、胡林翼的書。他在《精神講話》(1929年1月12日)中說：“我們中國很多寶貴的古書，都是治兵的重要書籍……尤其以孫子十三篇為中國治軍最要緊的法則。”又說：“關于教兵練兵，大家有幾部書必定要看，除了總理的書一定要看以外，第一是戚繼光的練兵實記，第二是曾國藩胡林翼的書要看的多，這三種書湊合研究起來，便曉得我們中國人的心理。便曉得要怎樣的訓練，才能訓練出中國的精兵。”蔣閱讀的書籍中，軍事類書籍占了相當大部分，這跟他重視軍事實力、迷信軍事實力有關。蔣介石在同一篇講話中還說：“立國最要緊的一個條件是什么呢？沒有旁的，立國最要緊的條件，就是軍隊。”“建設國家最大最要緊的，就是軍事，可以說除了軍事之外便沒有什么事情什么工作。”他不但信奉“馬上打天下”，而且信奉“馬上治天下”。在《論今日黨政軍與社會組織之惟一要素》(1928年8月8日)中，提出“三化”，即“軍隊黨化”、“行政機關軍隊化”、“社會軍隊化”。“三化”之說，可能是蔣的獨創，是其獨裁思想的具體體現。

在名人的文集、全集中，蔣介石對晚清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駱秉章等人的全集愛不釋手，津津樂道。這些人都是鎮壓太平天國的能臣，清朝“中興”的功臣。蔣介石為了跟中共的軍隊作戰，需要研究曾國藩等人“剿滅”太平軍的經驗。蔣醉心于曾、左、胡、李、駱的全集，大概都是這個緣故。

總之，蔣介石在45歲前讀的書，大多與治國理政有關，主要以政治軍事為主，至于消遣、怡情的文學小說、詩歌散文等，幾乎很少涉及。但是，對比中外政治家，一生尚武的蔣介石又是一位讀書較少的人，尤其是到了晚年，他怡情寵物如小狗，遠比讀書的興趣大，他還一個愛好是散步。在臺灣后期，他讀得最多的不是曾胡兵法，也不是名人文集，而是心靈雞湯式的《荒漠甘泉》。（新浪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