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唐天寶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十四日的“馬嵬驛兵變”，在歷史上算不上一個重大事件，過程也不復雜。然而，其知名度之高、影響之大，遠遠超過了事件本身。因為這個事件的內涵相當豐富，透過它，可以看到許多富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特點。

那么，這一事件何以發生？主謀，或者說策劃者是誰呢？無可置疑，前者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關于后者，學者們各執一詞，爭議頗多。是太子李亨？龍武將軍陳玄禮？還是宦官高力士？學者們各持己見，各有其辭。要想搞清這個問題，必須對開元、天寶年間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尖銳、復雜的政治斗爭有所了解。

唐開元年間，由于唐玄宗李隆基勵精圖治，國運升平，百姓安樂，出現了“開元盛世”的景況。隨著政局的穩定、經濟的發展、兵力的強盛，唐玄宗的驕奢淫逸之心日趨顯露，“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以聲色自娛”(《綱鑒易知錄》卷四十九)。尤其是開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楊玉環入宮后更是沉湎酒色，倦于國事。而楊玉環的得寵，使其家族也一步“升天”：“姊妹兄弟皆列土”，特別是她的堂兄楊國忠，位居右相，兼任四十多個職務。權蓋朝野，勢傾天下：“自公卿以下，皆頤指氣使，無不詟憚”(《舊唐書》卷一百六)。楊國忠掌握了如此大的權力，朝中文武百官無人能敵。唯一能與之抗衡的只有擁有重兵，實力漸大的邊將安祿山。

開元末年，由于邊疆形勢的變化，唐玄宗對胡將的重用，使得安祿山很快崛起，其地位在天寶年間扶搖直上。到了天寶十年(公元751年)，唐玄宗賦予安祿山的權力已經遠遠超過了邊地任何一個將領，身兼平盧、河東、范陽三鎮節度使，“恩寵特殊，總握兵柄。”安祿山的崛起，對楊國忠無疑構成了極大地威脅。“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狀”(《舊唐書》卷一百六)，二人之間頗多仇隙;而安祿山呢？他早已把朝廷的腐敗、皇帝的昏庸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他一方面用花言巧語、奇珍異寶取悅唐玄宗和楊貴妃，博得他們的信任;一方面加緊積累錢糧軍資，招兵買馬，伺機以反。和楊國忠矛盾的激化，更使他加快了反叛的步伐。

談到“馬嵬驛兵變”，太子李亨和唐玄宗、和楊國忠之間的矛盾也是不可忽視、不能不提及的。從表面上看，他們之間的矛盾似乎和安祿山反叛沒有關系，或者說不是導致“安史之亂”的主要原因。但他們之間的矛盾卻與發生在“安史之亂”中的“馬嵬驛兵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為什么這樣說呢？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立第三子玙(天寶三年改名亨)為太子。起初唐玄宗還對他多有扶持，到了天寶九年(公元745年)，針對太子的韋堅、皇甫惟明、王忠嗣幾次事件的發生，唐玄宗對李亨的疑忌逐漸加深，并予以防范。李亨為此極為憂慮和不安。而楊國忠呢？在李亨初為太子時拉攏不成的情況下，深恐日后太子監國與自己不利。幾欲動搖李亨的地位，使李亨十分痛恨，又無可奈何。“安史之亂”發生后，唐玄宗想親自領兵平叛，讓太子監國，亦擔心李亨在監國過程中提高了威望。但出于對安祿山反叛的氣憤，決定御駕親征時還是準備讓李亨監國，“逆胡橫發，朕當親征，且使之監國。事平之日，朕當高枕無為矣”(《資治通鑒》卷217)。在這種情況下，楊國忠則利用上述唐玄宗的矛盾心理，鼓動楊氏姐妹、尤其是楊貴妃對唐玄宗施加影響：“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與姊妹并命在旦夕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于上，事遂寢。”(《綱鑒易知錄》卷五十)使得李亨終未監國。這無疑更加深了李亨對楊國忠及楊貴妃的仇恨。

這些尖銳復雜的矛盾斗爭，對發生在“安史之亂”中的“馬嵬驛兵變”增添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這里，有必要略談一下“馬嵬驛兵變”：

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祿山“自幽州南下詣闕，以誅國忠為名”(《舊唐書》卷九)，率十五萬大軍扯旗反唐。唐王朝由于承平已久，武備松弛，安史亂軍一路攻城奪隘，勢如破竹。很快就兵進洛陽，逼近潼關。翌年六月，潼關失陷，唐玄宗攜楊貴妃及親信官員在龍武將軍陳玄禮的保護下，倉皇逃蜀。十四日至馬嵬驛(今陜西興平馬嵬)時，“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殺了楊國忠極其家小，并要求處死楊貴妃。唐玄宗無奈之下，“命高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與尸置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六)。處死楊貴妃后，唐玄宗這才得以逃往四川。

綜上不難看出，“馬嵬驛兵變”絕不是一次單純的兵變，它實質上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一場政治奪權斗爭。從這個角度來說，楊貴妃不過是這場斗爭的犧牲品而已。兵變后，李亨借口百姓“遮路乞留”，沒有隨唐玄宗前往四川，而是率眾北上，并于一個多月后即公元756年7月12日在靈武(今寧夏靈武西北)即位，即唐肅宗。可以說，太子李亨想除掉楊國忠，早登皇位是蓄謀已久的，而“馬嵬驛兵變”不過是為他提供了一個機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