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有史家回答說，宜從明史說起。為什么別的朝代不提而偏偏提明朝呢？這是因為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帝制發展到明代，各個方面已臻于成熟，最具代表性。漢學家費正清在《中國：傳統與變革》一書里對明朝的評價就頗高，他用一種近乎仰慕的口吻寫道：“從1368年到1644年的明代是人類歷史上政府有序、社會穩定的偉大時代之一……明代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十分穩定，以致1644年至1912年在外族的清朝統治時(政治制度)又基本沒有改變地保持了二百六七十年。”

然而，古代帝制發展到明朝，雖然表面保持了穩定，國家呈現出一片和樂融融的盛世之景，但華麗的旗袍之下，覆蓋的全是跳蚤。史學家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提出的著名論斷至今還常常被人提及。在黃仁宇眼里，明朝政治猶如“潛水艇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政治上層的文官集團，好比一塊大而無當的長面包;底層散亂無序的農民階層也是一塊長面包。這塊碩大無朋、隨時可散架的制度面包，卻是靠尊卑男女老幼的道德勉強維系著。此乃中國封建政治的穩定基礎，也恰恰是其潛在的危機。

當然，我不是故意要挑大師的刺，但我總覺得所謂的道德，難免成為肉食者拿來糊弄大眾的工具。道德家最擅長的莫過于說一套做一套，人前反三俗，被窩看毛片。道德之下，肯定還藏著什么別的門道。如果確實如黃仁宇所說，剝開明朝“盛世”之皮，底下全是虛浮的道德，那么再進一步剝開道德的皮，底下又將有何物呢？一位名氣不太大的業余史家回答說，道德所掩蓋的是官場厚黑和權力斗爭，并且，他還順便回答了費正清所說的明代“政治和社會制度十分穩定”的原因，也恰恰是因為“官場權斗”四字。明代上演的一出又一出官場權力角斗，朝臣們整天忙于黨同伐異、搞政治運動，精疲力竭之后，自然沒有人再有心思打皇帝寶座的主意。

這位史學家叫溫功義，他在《三案始末》一書里給讀者提了一個醒：談歷史的時候，不要以為問題都到道德為止。恰恰相反，歷史上大多數問題，正是從道德開始，順藤摸瓜往下看，可有好戲瞧呢。溫老的觀點，大致來說就是：中央政府內的黨爭表面上看確實有利于權力制衡，穩固皇權，但長期看來，它也為一個政權的覆滅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一統天下后最大的心頭病就是權高震主的宰相，他為了保全基業，最大手筆的一項就是廢宰，把中書省的職能分配給六部，而宰相的職能則被分給了一眾閣臣。閣臣們在殿閣里商量的事必須上報皇帝，經由皇帝批準才能執行。這種“制度創新”的確鞏固了朱家王朝的穩定，但也由此帶來了朝廷中的另一大麻煩：由于權力被分散、各部門相互制約，朝臣們抱團結黨的風氣自此大為盛行，遠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長期這么搞下來，到了萬歷年間，朱家王朝的朝廷內已經是派系林立、遮天蔽日的景象了。再看看這幫朝臣，多年積累下來的看家本領并不是處理政務，而是窩里斗。逮著任何一件事他們都千方百計推給政敵，然后群起罵之，徹底把對方批倒斗臭。頗為巧合的是，當朝廷幾乎每天都在上演宮廷狗血劇的時候，皇宮內接連爆發了史上著名的“明末三案”，這一下，可就把明末的宮廷連續劇劇情推向了高潮。

所謂“三案”，原是指“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三個宮廷案件。就事論事來看，三案并無可影響明朝政治走向的力量。簡言之，“梃擊案”是指萬歷四十三年，有一男子張差，手持木棍，闖進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后被捕一事。“紅丸案”則是萬歷皇帝的兒子光宗病重時，李可灼進獻紅丸仙丹，光宗服后暴斃的案件。所謂“移宮案”，指光宗死后，妃子李氏與太監魏忠賢密謀，企圖居乾清宮，挾皇長子自重，后被逼移出乾清宮之事。它們看似各不相干，但在權力斗爭你死我活的政府高層眼里，每一個案件都是大可做文章的政治資本。

拿皇族那點家務事來做政治文章，首先就得搬出“道德”兩字。道德是一根棍子，忠奸是一頂帽子，誰被扣了帽，就會慘遭政敵摁住一頓痛打。道德在現實中的化身，便是封建禮法。上到廟堂，下至閨房，明朝所有的事情都要被道德禮法管束起來。當中，也包括了皇帝“下半身”的那點事。萬歷皇帝極寵愛鄭貴妃，卻不小心和宮女發生了一夜情，生下長子朱常洛。萬歷并不喜歡那個意外獲得的長子，他更想立鄭貴妃生的第三子朱常洵為王儲，但他這點心思很快被朝臣洞悉，狗血劇情就此一發不可收拾。

自古立幼廢長不合于禮法，萬歷的決定亦不例外。朝臣聽聞后哄然，不少人拿出了祖宗的道德規勸皇帝。戶科給事姜應麟上奏說：“禮貴別嫌，事當慎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無嗣，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下萬世則不正。”他一把鼻涕一把淚跪求，“伏請俯察輿情，收還成命”。心太軟的萬歷皇帝見拗不過，只好使用拖延戰術，對立儲的時間一拖再拖，拖到萬歷二十九年，皇長子朱長洛年屆二十，朱常洵也年至十六，還遲遲沒有結婚。眼看皇子成了“剩男”，萬歷終于妥協，冊封皇長子為太子。

但故事到此遠遠未結束，因為這時“朝中竟自形成了一種風氣，便是以是否主張立儲，作為忠奸正邪的辨別”。主張立長子的傳統派、同情鄭貴妃的投機派、搖擺不定的騎墻派以立儲為基礎，搬弄是非，大做文章，攪得大明朝的后院雞犬不寧。從這個角度看，后來的“三案”源頭上在于黨爭，黨爭又是由立儲的問題所引發，而立儲的爭執得以發生，直接原因還在于皇帝沒能管住自己的下半身。——但皇帝有義務管住自己的下半身嗎？當然沒有，全天下的女人理論上都是屬于他的，愛誰誰。順一遍下來，黨爭問題根本就是無解。

當手拿兇器的張差被法醫鑒定為精神病時，擁護太子一派就有人說，這是心狠手辣的鄭貴妃派人要殺太子;當沒做幾天皇帝的朱常洛吃錯藥暴斃時，又有人散布陰謀論說，鄭家有人謀害了皇上……總之是謠言四起，辟謠也四起，人心浮動。滿朝文武都在忙著扮演大型宮廷真人秀，沒心思治理朝政。而高高在上的皇帝們呢，則是新褡褳換個破口袋，一代不如一代。“明代的皇帝，除去朱元璋和朱棣活得較長之外，壽數都不算高，大多是才過中年變下世了”。有了黨爭、攻訐不斷的朝廷，有了分權的制度，朱家的皇帝們自然可以高枕無憂，玩女人、玩銀子、煉丹、修道……反正什么都玩，玩得骷髏形骸、精盡人亡，就是死都不理朝政。國家至此，可以休矣。

溫功義總結道：“三案都屬于宮廷案件。在元兇已獲，罪人斯得，原已可算了結。但由每一案件自發生以至暫結，都牽扯到很多復雜的關系，盤根錯節，很難了斷，以至每案雖結，卻都不能徹底……這是由于明代自始便是以各個部門之間相互制約來增重帝權的，隨之而來的便是諸臣之間互相勾結，漸成門戶。”這道破了中國宮廷政治的本質，其實就是一鍋六必居醬菜，糊成一片。皇帝腌好菜，群臣放作料，再用道德、黨爭的棍兒一攪和，成就了大明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