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命六年(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努爾哈赤率領八旗大軍以銳不可擋之勢攻占了沈陽，進而一鼓作氣攻下明朝遼東軍政中心——遼陽，并將都城從赫圖阿拉遷至遼陽，設為東京，大興土木，修筑宮室。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三早朝時，努爾哈赤突然召集眾臣和貝勒議事，提出要遷都沈陽。雖然王公、貝勒竭力反對，但努爾哈赤君意已決。祭過父祖之后，即刻率領大軍經過一天一夜的行軍，遷進沈陽城。

努爾哈赤從以其父的13副遺甲起兵，至建立后金政權并不斷強大，曾先后4次遷都：從明萬歷十五年(1587年)在費阿拉稱王;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遷都至赫圖阿拉，并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薩爾滸之戰勝利后，又將行宮移至界凡;攻陷遼陽后，又在遼陽建東京城;建東京城僅4年，又遷都沈陽。每一次遷都都是遷往經濟相對發達、人口相對眾多、土地更加肥美、地理位置更加優越的地方。

但最后一次遷都卻要從作為明代遼東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商業中心的東北第一大城遼陽，遷往規模不及其一半的沈陽，沈陽又有什么得天獨厚的都城優勢？既然沒打算久居遼陽，為何還要大興土木，在宮殿剛剛建好，官員尚未安居之時，又匆忙遷至沈陽？史學家對此有各種解釋，民間也有各種傳說。

歷代王朝選定都城，都不外出于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考慮，因此史學家在討論后金的遷都原因時，首先就要從這幾方面去尋找證據。

遼陽雖然在當時是遼東的軍政中心，但因明廷的腐敗，其經濟已開始下降，而沈陽的經濟正處于上升階段。沈陽地勢平坦開闊，糧食出產富足，有林有獸，有水有草，符合滿族人狩獵的生活條件。從當時的政治形勢上看，遼陽城因長期滿漢雜居，民族矛盾激化;而沈陽只是一個中等城市，人口便于管理。從地理位置來講，沈陽一直是一個軍事要地，是所謂的“形勝之地”，進可攻、退可守，既便于護衛新賓老家和鐵嶺、開原等國土，又便于西征、北伐。這是史學家們比較遼陽與沈陽條件優劣，對努爾哈赤為何遷都沈陽做出的結論。其依據，主要是《清太祖實錄》和《滿文老檔》的有關記載。

努爾哈赤提出遷都沈陽，諸王、貝勒、大臣不了解老汗王的意圖，一致表示反對。據《清太祖實錄》記載：“帝聚諸王臣，議欲遷都沈陽，諸王臣諫曰：‘東京城新筑，宮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備，今欲遷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興，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沈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大明從都兒鼻渡遼河，路直且近;沈陽渾河通蘇蘇河，于蘇蘇河源頭處伐木，順流而下，材木不可勝用，出游打獵山近獸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這條記載一直成為論述努爾哈赤遷都沈陽原因的依據。

按《滿文老檔》天命十年(1625年)記載：“三月初三，汗向沈陽遷移，在辰刻從東京城出發。給他的父祖墳墓供杭細綢，在二衙門殺牛5頭，燒了紙錢，隨后向沈陽去，在虎皮驛住宿。”“初四，……在未刻入城。”以上兩條是《滿文老檔》有關努爾哈赤遷都沈陽的全部記載。

其實，《清太祖實錄》是努爾哈赤之子、清太宗皇太極在天聰九年(1635年)下令編修的。《清太祖實錄》中所記載的關于努爾哈赤對遷都沈陽的一番議論，正是皇太極繼承汗位后之所為，即南征消除毛文龍在遼南的騷擾;北征解除了后顧之憂;西修都兒鼻城，渡遼河征明，并出兵宣大長城沿線。這已是皇太極繼承汗位時的情況了。從《清太祖實錄》的記載可以看出，努爾哈赤遷都的理由，并不符合他遷都后的實際行動。《清太祖實錄》載：“(天命十一年)正月乙巳朔。

戊午上統兵征明，庚辰次東昌堡，翌日渡遼河，旌旗劍戟如林，大軍至寧遠……”(《清太祖實錄》卷十)。這里記載的是努爾哈赤攻打寧遠城時的進軍路線。這次進軍是從海城牛莊一帶的東昌堡渡遼河，并沒有采取如《清太祖實錄》記載努爾哈赤計議遷都沈陽時所說的“西征大明，從都兒鼻渡遼河，路直且近”的路線。因此，《清太祖實錄》記載努爾哈赤關于遷都沈陽原因的一番議論，是不可盡信的。

努爾哈赤遷都沈陽還有另一種說法：努爾哈赤認定沈陽是“鳳落龍潛”的風水寶地。

民間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努爾哈赤在建都東京時，按照風水先生的指點，在當時的東京城西南角修建娘娘廟;在東門里修建彌陀寺;在風嶺山下修建千佛寺，想用3座廟把神龍壓住，以保龍脈王氣。但是，3座廟宇只壓住了龍頭、龍爪和龍尾，城里的龍脊梁并沒被壓住。于是，龍一拱腰就飛騰而去，一直向北飛到渾河北岸。

努爾哈赤正為此郁悶之時，忽一日有人來報，說是他家附近的樹林落下一只鳳凰。努爾哈赤急忙帶眾臣前去觀看，剛剛走近，鳳凰突然騰空而起，直向沈陽方向飛去。努爾哈赤深知鳳凰不落無寶之地，就請風水先生到沈陽察看，發現沈陽真是一個龍興寶地，于是，當即下決心遷都沈陽。

這個傳說似乎過于神奇，也不能作為努爾哈赤突然遷都沈陽的合理解釋。但歷朝歷代，帝王將相建都建城，都把風水放在首位，這卻是事實。

沈陽處在渾河之陽，上通遼河，遼河又通大海，又有輝山做依背，山水交融。據《盛京通志》載，沈陽的輝山有“包羅萬象、跨馭八荒之勢。遼水右回，渾河左繞，佳氣輪囷蔥郁，萬年帝業非偶然也”。又稱其山源出長白西麓，由長白而永陵起運(在新賓縣境內)，由起運山而福陵天柱山(沈陽東陵)，由天柱山而昭陵隆業山，一脈相承，直到沈陽以西塔灣而止，是為“龍脈”，也稱“龍崗”。努爾哈赤的老巢赫圖阿拉城，祖陵永陵，以及沈陽的故宮、福陵和昭陵，都建在這條“龍崗”上。對“龍崗”一說，史書記載很多。《盛京通志》載：“啟運山，興京城西北十里永陵在焉，自長白山西麓一干綿延折至此，重巒環拱，眾水朝宗，萬世鴻基實肇于此。”《清史稿地理志》載：“啟運山在平嶺南麓，永陵之橋山在焉，所謂龍崗之正脈也。”

對于東陵所在天柱山，《長白山征存錄》載：“啟運山西二百四十里為天柱山，太祖高皇帝之陵寢在焉，名曰福陵，距奉天四十余里。又西越奉天城西北十里許，為隆業山，太宗文皇帝之陵寢在焉，名曰昭陵，距長白山一千七百余里，土人統呼為龍崗。”相傳努爾哈赤在為其父祖選擇陵址時，曾請風水先生指點，風水先生指著祖墳上面的山說：這座山形似條龍，南面那座山形似鳳凰，中間平原上有一條河(蘇子河)，這是龍鳳夾一杠，后輩必當皇上。

于是，努爾哈赤就在這里建了祖墳，是為永陵，并將這祖墳里的祖宗們追封為皇帝，建陵謁拜。干隆皇帝在東巡拜謁永陵時，曾作《恭瞻啟運山作歌》：“長白龍干西南來，靈山啟運神堂開。原運流長綿奕世，駢蕃褆祉皇圖培……”可見，直到100多年后，努爾哈赤的子孫們對龍脈一說也是深信不疑的。

從沈陽的自然地理狀況上看，從東陵山地經過舊城向西至沈陽站，確有一條自然的崗脊，在舊城處且有較高的突起，這便是人們常說的“龍崗”，它是市區南北地表逕流和淺層地下逕流的分水嶺。稍加注意人們會發現，小南門的地勢高于小南邊門，小西門的地勢高于小西邊門，小北門的地勢高于小北邊門，其他大南、大西、大北也都是城門地勢高于邊門地勢。

老沈陽人也一定知道，從東陵山咀子起，經毛君屯、文官屯、北陵，西至塔灣，也有一條綿亙北部市區的黃土崗。對于這條黃土崗，人們最明顯的感覺，就是沿黃河大街或長江街向北，過了新開河就開始上坡。這就是先人所說的又一條“龍崗”。這兩條緩慢起伏的被現代科學稱之為褶皺的地貌，恰巧合了古代的風水之說。

可見，說努爾哈赤認定沈陽是龍興之地，因而在建東京城僅4年后，就執意遷都沈陽，也不是毫無根據的無稽之談。努爾哈赤當年遷都沈陽內心中最大的秘密，也許就是發現了渾河與天柱山結合的沈陽寶地，發現了相交理氣的山之龍脈，水之龍脈。所以，他力排眾議，決定后即匆忙帶領八旗大軍和家眷迅速遷都沈陽。

努爾哈赤這次遷都的原因，肯定有其政治、經濟、交通等戰略上的考慮，但不可否認也有“風水說”的影響。若說戰略，那就證明了努爾哈赤的雄才大略、深謀遠慮;若說“風水”，沈陽也確實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這種地理優勢，古人將其附會演化成神秘的“風水說”，不僅努爾哈赤信以為真，就是普通百姓也深信不疑。但不管努爾哈赤是出于何種考慮，他的這次遷都，對后金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為其子孫的進一步南進，做了必要的準備。

也正是他這次遷都，使沈陽成為了后金最后的都城和清王朝開國的京師，也為沈陽現代發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