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在河南省扶溝縣呂潭鎮一家吉姓小茶館的后院，誕生了一名男孩，取名鴻昌。對于鴻昌的父親吉筠亭來說，添人增口是件喜事，可又多了張吃飯的嘴。吉鴻昌好不容易熬到了18歲，恰恰馮玉祥在河南招兵，于是他便報名參軍，從此開始了他一輩子的戎馬生涯。

吉鴻昌自幼即以岳飛、文天祥等為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行伍中他待人誠懇，吃苦耐勞，恪守軍規，勇敢善戰，以致有“吉大膽”之稱，他率領的部隊則號稱“鐵軍”。到了1930年，也就是吉鴻昌35歲那年，被提拔為國民軍第22路軍的總指揮。當時正值北伐戰爭之后，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虎視眈眈，可是國民黨借口“攘外必先安內”，拼命剿殺共產黨。這時吉鴻昌奉命攻打鄂豫皖蘇區，他在前線化裝成小爐匠進入蘇區，親眼見到共產黨的真實情況，覺得茅塞頓開，并為自己立定了目標：“投錯了門路，就拔出腿來！”于是準備率部起義。不料蔣介石得到密報，很快解除了吉鴻昌的兵權，以“考察”的名義將他驅逐到國外。

就在吉鴻昌出國前夕，9·18事變發生，他聽到這一消息“發指眥裂”，聲淚俱下地說：“國難當頭，凡有良心的軍人都應該誓死救國！”堅決要求留在國內，與日本帝國主義血戰到底。但蔣介石無動于衷，依然逼令他出國。滿懷悲憤的吉鴻昌無奈，只好在上海下榻的旅館墻上，留下了“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詩句，一明自己的心志。

赤心愛國的吉鴻昌在美國受盡了民族歧視，有人告訴他，你說自己是日本人，就可以受到禮遇。吉鴻昌怒不可遏，說：“你覺得當中國人丟臉，我覺得當中國人光榮！”為此，他特意做了一枚木制胸卡，上面用英文寫著：“我是中國人！”而且隨時隨處佩戴，直面那些看不起中國人的人，用中華民族的自尊向美國的種族歧視挑戰。

吉鴻昌在國外到處宣傳抗日，一次在記者招待會上有人問他：“日本有飛機大炮，中國憑什么抗日？”他拍著胸脯憤然回答道：“我們有熱血，有四萬萬人的熱血。中國人的憤激已經達到了極點，莫不抱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誓愿犧牲一切，為生存而戰！為真理而戰！”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正值那里的華僑集會，紀念孫中山誕辰65周年，他應邀在會上做了慷慨激昂的抗日講演，聽罷許多人熱淚盈眶，一位華僑高聲說：“吉將軍，你快回國，把軍隊整頓起來吧，我們一定作你的后盾！”吉鴻昌聽罷激動地說：“我一定不辜負同胞們的熱望，誓死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說罷淚如雨下，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還我河山！”這時，到場的僑胞也放聲痛哭，高喊：“犧牲一切，奮斗到底！”

1932年淞滬抗戰爆發，吉鴻昌聞訊提前回國。船到上海，他見到日本軍艦正在攻打吳淞炮臺，而國民黨的軍艦卻不還一槍。吉鴻昌在甲板上頓足高呼：“放炮啊！放炮啊！”然后對周圍的人說：“看！我們的數百萬同胞就在那炮火里！”言迄失聲痛哭。到了南京，他再次向蔣介石請纓抗日;可是蔣介石卻讓他在上海辦實業，他憤懣至極，抗議說：“我是軍人出身，軍人的天職是衛國殺敵，不是發財！”

愛國無門的吉鴻昌只好采取獨立行動，潛至湖北發動舊部起義，蔣介石派兵追擊。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吉鴻昌進入蘇區;后由蘇區至上海，再由上海北上天津。不久即與中國共產黨在天津的地下組織取得聯系，并于1932年11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一名舊軍人轉變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

為實現抗日救國的誓愿，1933年5月吉鴻昌變賣家資，購置武器，聯合了愛國軍人馮玉祥等，在張家口組織起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發表“外抗暴力，內除國賊”的聲明，并一度收復了張家口以北的大片土地，把日偽軍隊趕出了察哈爾省。其間他即興作詩說：“有賊無我，有我無賊。非我殺賊，即賊殺我。半壁河山，業經改色。是好男兒，舍身報國！”天津各界抗日聯合會得到抗日同盟軍勝利的消息，立即派人赴前線慰問。后來，由于蔣介石想方設法破壞抗日同盟軍的愛國行動，致使吉鴻昌因彈盡糧絕而失敗。

吉鴻昌潛回天津后并不灰心，又在天津組織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在法租界花園路5號家中的三樓，購置印刷設備，印刷出版宣傳抗日的刊物《民族戰旗》，后來又改名《華北烽火》、《長城》，繼續從事抗日活動。

然而蔣介石并未因此而放松對吉鴻昌的迫害，嚴令特務機關不惜一切手段除掉吉鴻昌。這時的吉鴻昌處境已十分危險，黨的地下組織要他撤離;但吉鴻昌考慮到有許多工作還要在天津繼續進行，于是先把家眷轉移到英租界的牛津別墅，自己則居住在法租界國民飯店或惠中飯店。1934年11月9日，國民黨特務勾結天津法租界當局，在國民飯店刺殺吉鴻昌未遂，乃將他逮捕。先由法國工部局引渡到天津警察局，旋押往河北蔡家花園51軍的軍法處。審訊時吉鴻昌正氣凜然、義正詞嚴地說：“我抗日，是打鬼子、救中國！我作地下工作，是為中國人民求解放！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用審訊嚇住我，你們想錯了！”

幾天后，吉鴻昌又被解到北平旃檀寺陸軍監獄，蔣介石密令將他就地處決。11月24日軍法官到獄中向吉鴻昌宣布判處死刑的命令，吉鴻昌神態自若，他向監刑官索要紙筆，給妻子胡紅霞寫了一封遺書，安排身后：“紅霞吾妻：夫今死矣，是為時代而犧牲。人終有死。我死，你也不必過傷悲，因還有兒女得你照應。家中余產，不可分給別人，留存教養子女等用。我筆囑矣。小兒還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上學，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繼母已托二、三、四弟照應教〔孝〕敬，你不必回家可也……”

行刑前，39歲的吉鴻昌以地作紙，枯枝為筆，寫下了一首感天動地的絕命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然后喝令執行官：“給我搬把椅子來！我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倒在地上。”他坐定以后，又喝道：“我為抗日而死，一生光明磊落，不能在背后開槍！”執行官問他：“那你打算怎么辦？”吉鴻昌厲聲說：“在我面前開槍！我吉鴻昌要親眼看著你們是怎樣把我打死的！”然后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抗日勝利萬歲！”這樣一位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抗日民族英雄，沒有死在日本人的槍口之下，而是死在了民族敗類手中，引發了我們太多太多的歷史哀痛與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