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國演義》，塑造了許多栩栩如生的英雄人物，他們或勇猛或忠義名留青史，其中還有一個群體他們憑借過人的才華和智謀，為我們留下了許多津津樂道的故事。荀彧就是其中的一位，為其主出謀劃策，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忠心輔佐曹操二十年的荀彧為何要自殺？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被曹操譽為有“巍巍之勛”的荀彧離世。關于他的死，袁宏《后漢紀》卷三十、陳壽《三國志》本傳稱其“以憂薨”，而裴注引《魏氏春秋》則記為“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于是飲藥而卒”，范曄《后漢書·荀彧傳》所載與《魏氏春秋》略同。

盡管諸史對荀彧之死的記載不一，然而不論是認為他死于“憂”抑彧是認為他死于“藥”，均是將荀彧之死看作他反對曹操晉爵魏公、加九錫的必然后果。

袁曄《獻帝春秋》記載了荀彧死訊在吳、蜀的流傳，從中可見時人對荀彧之死的看法。茲引于下：“(荀)彧卒于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荀)彧殺伏后，彧不從，故自殺。(孫)權以露布于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

袁曄為孫吳名士袁迪之孫。據《三國志·陸瑁傳》，袁迪與孫吳丞相陸遜之弟陸瑁相游處。故可推知，袁曄所載荀彧死訊流傳吳、蜀之事必有所本，應非杜撰。

《獻帝春秋》一書亦見于《隋書·經籍志二》，與信史荀悅《漢紀》、袁宏《后漢紀》等同列。從上引可知，壽春逃亡者誤傳了荀彧死因，可見其并非曹方高層。

但非高層者關注荀彧、并將荀彧之死當作忠于漢室(不肯殺獻帝皇后伏后)，可見荀彧在曹操統治區具有一種忠于漢室的形象。

誤傳的消息無疑為孫權方所接受，才會繼而“露布于蜀”。劉備之語亦表明他認可荀彧對漢室的忠心。壽春逃亡者、孫權、劉備分別代表了割據的三方。

荀彧雖為曹操謀主，其忠心漢室的形象卻得到三方的一致認同，并被認為這是荀彧之死的原因。

至唐代，杜牧《題荀文若傳后》云：“荀文若為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之楚、漢成皋。……及事就功畢，欲邀名于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為忠乎？”

杜牧對荀彧之死完全持否定態度，他認為“邀名”是荀彧立晚節的動機。

司馬光反駁此說不合人情：“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于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彧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明清之際，王夫之從“天良未泯”的角度來解釋荀彧阻止曹操加九錫、晉爵魏公的行為。他說：“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荀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側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彧之失，在委身于操而多為之謀耳。”

孫明君認為荀彧死于理性與感性的分裂：從現實出發，認識到漢不可為，于是擁護曹操重造天下，但在情感上又與舊王朝藕斷絲連，所以荀彧死于困惑與矛盾。

此論從個人心態出發，對荀彧多有理解之同情，不較古人責以君臣之義，但仍可看作是王夫之觀點在現代學術話語中的延續。

以上諸家都把荀彧仕操看作是他面對亂世時不得已的選擇，而且無論是對“蒼生”還是對“漢室”，均為一種相對有利的選擇。與第一類看法相比，第二類看法帶有“理解之同情”的色彩，也更顯深刻。

其實，無論是前一類看法，還是后一類看法，討論的視線均聚焦于荀彧個人的心境、志向、謀略上，如此討論，只會將荀彧之死的意義局限在他個體生命的意義上。

荀彧之死并非孤立的現象，它在當時、乃至后世所引發如此持續而廣泛的關注，就說明荀彧之死具有典型意義，可以說是時代精神之境遇的象征。

因而，對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須放在漢末士大夫之整體動向這樣一個大的語境中，如此方能看到荀彧之死所隱喻的時代意義。

荀彧是曹操統一北方的首席謀臣和功臣，被稱之為“王佐之才”，作為曹操身邊的得力助手，他的自殺顯然成為了一個迷題。人們對此有很多猜測，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已無從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