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被處死的貪污犯中，和珅的死是最從容、最雅致的一個。

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來一條白練。和珅見到白練之后，索筆題一首：

五十年來夢幻真，今朝撒手謝紅塵。

他時水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后身。

一個在臨死前能寫出這樣充滿禪意詩句的人，應該是個有一點深度，有一點悟性，有一點定力的人。目光銳利的乾隆本也不會讓一個平庸之輩處于離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事實上，對和珅的全面定位應該是政治家、經濟官僚、詩人、學者、藝術鑒賞家和政治斗爭的失敗者。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頓國家財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務，特別是外交事務方面，都做出了相當杰出的貢獻。他主編了《四庫全書》《大清一統志》《三通》等大型叢書，《紅樓夢》能流行于世，據說他的功勞尤大；因為精通多種語言，所以和珅實際上充任了當時的外交部長，曾多次負責接待朝鮮、英國等國的使臣。英使馬戛爾尼曾評論和珅說，和珅在談判中“保持了他尊嚴的身份”，“態度和藹可親，對問題的認識尖銳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僅這些才能，已經足以使乾隆離不開他。更何況和珅還有另一項為皇帝所急需的天賦，那就是理財。

除了不死讀書、興趣廣泛、注重人際溝通技巧外，和珅身上還有許多其他的“現代氣質”，比如財富觀念。

傳統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財，而和珅卻有著天生的商業頭腦。傳統社會中的財富觀念是靜態的，人們有了錢，第一選擇永遠是買地，把流動資產化為固定資產，“入土為安”。而和珅卻深通現金流動起來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動產與現金面前，他顯然對現金更感興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莊頭許五德與他人發生矛盾，托和珅幫忙打官司，并答應“事后或送地六十頃，或銀一萬兩”。和珅聽后明確表示，“不要地畝，要銀一萬兩”。他的貪污受賄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擴大不動產，更多的部分，則用于各種工商業投資，其范圍涵蓋了金融、地產、礦山、物流、醫藥、商業等許多行業。他在北京城內擁有當鋪12座，其中永慶當、慶余當、恒興當、恒聚當等，都是典當業巨頭。他還經營印鋪、賬局、瓷器鋪、藥鋪、古玩鋪、弓箭鋪、柜箱鋪、鞍氈鋪、糧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窯等。此外，他家還專門備了80輛大馬車，從事運輸業。這些行業的收益率，當然遠遠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動產，他也盡可能選擇用來出租。據后來抄家官員統計，和珅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處，“一千零一間半”，“每年共取租銀一千二百六十八兩三錢，取租錢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故宮博物院《史料旬刊》）可以說，只要是賺錢快的行業，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采礦業由于風險巨大，管理復雜，投資多，見效慢，一般人不敢經營，和珅卻敢于嘗試。他看中煤礦業是朝陽產業，曾投巨資在門頭溝和香山兩地開了煤礦。和珅巨大家業的積累，貪腐所得當然是大頭，但是他自己的投資收益也并非無足輕重。

傳統士人往往恥于談錢，和珅卻有著強烈的契約意識，在金錢面前親兄弟明算賬，雖然至親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彌泰官至大學士，向他借過2000兩銀子，他擔心外祖父不能及時還賬，逼著老頭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卷歸償”。（《郎潛紀聞》）他岳祖父英廉的孫子向他借錢，也是拿地契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國歷史第一檔案館檔案《內務府來文》）他親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000兩白銀，他規定每月一分起息，連本帶利滾到21450兩。他貼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銀1000兩，答應如到期不能還清，便從其“每月工食內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珅并不念其效勞一生而免除債務，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還債。并且每月規定按7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銀200兩，共計1200兩。因為對金錢的熱愛，和珅甚至親自擔任家里的會計和出納：“和相……出入金銀，無不持籌握算，親為稱兌。”（《嘯亭雜錄》）

成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經營天才迅速得到了體現，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視。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內務府大臣。在此之前，這個負責皇室財政的機構經常是入不敷出。“本府進項不敷用時，檄取戶部庫銀以為接濟。”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彌補了以前的赤字，還出現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門稅務監督，在他的經營下，這個稅關收入一下子躍居全國30多個稅關的前幾位。這兩炮打響，乾隆對和珅的理財本領愈加刮目，所謂“晚年依毗益篤”。所有與財政有關的部門漸漸都劃歸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戶部侍郎、戶部尚書、管理戶部三庫、內務府大臣。“伊竟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例，不許部臣參議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