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大宋提刑官》據說收視率超過新聞聯播，讓人喟嘆。看了以后，總的感覺是，惡政就如浪裹沙，長使英雄淚滂沱。

宋慈(1186——1246)尚刑名之學，以為“獄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檢驗”，也成為其著作《洗冤集錄》的開篇醒語。宋慈而立之年入仕，一生斷獄無數，絕少錯紕，加之性情剛直，所到之處，“雪冤禁暴”，扶正安良，名震朝野。如《大宋提刑官》劇中所述，正當其以鑿鑿證據想參劾眾官，整肅吏治的時候，面對南宋理宗(趙昀，公元1224——1264年在位)焚毀證物的舉動，他突然感覺到：對于朝廷，他是何其多余;少時抱負，又何其虛妄？

宋慈的辭官(假設果有此事)是可以理解的。古時的道德結構中，“忠”、“孝”之上還有“仁”，“仁”才是最高的道德訴求。雖也有天人感應、皇權神授之說，但中國的皇帝最終是世俗的皇帝(不象日本“不食人間煙火”的天皇)，官員有更多的機會覲見面圣，其神性易被窺破，盡忠的心理就會受到挑戰。所以面臨兩難時，不盡忠，可成仁。對于“仁”的德行標準，已存古訓：“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對于封建知識分子的宋慈，要其放棄剛直秉性，或毋寧死。那么既不能宦途騰達，不如歸去。

但問題是，宋慈是如何忽然感覺到自己是多余的呢？

事實上，宋慈的入仕時已經是風雨飄搖的南宋末期，內憂外患，民反兵亂頻仍。宋慈的存在，或許為百姓留了一線希望，但同時對朝廷而言是不合適宜的。記得學者吳思曾在文章《惡政是一面鏡子》中說過，“一個變質的政府，一個剝削性越來越強、服務性越來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變質的官吏，需要他們泯滅良心、心狠手辣”，而正派官員將被逐個淘汰。清官和惡官的混合比例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選擇的結果”。

他還舉例東漢舊事。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皇都洛陽南宮起火。漢靈帝想重修，但國庫已虛，如之奈何？于是下令，天下田每畝交十錢;官員升官上任，也須先交錢。當時鉅鹿太守司馬直乃正派官員，新接任命詔書，在效忠皇上和不搜刮百姓的兩難選擇之間徘徊數日，服毒自盡。

在古代，知識分子要協調“忠”和“仁”是不易的。在心理的道德煎熬中，不忠和不仁或許都是無法原諒的，就只能從忠仁之爭中退出來，或自盡以謝，或歸隱而終。

可見宋慈的辭官也屬必然。因為按他的主張，必須責罰眾官，豈知理宗雖昏庸，但一個起碼的道理還是懂的：法不責眾，當時朝廷本是惡官云集，如全部較真責罰，哪里還有官吏維持朝廷正常運轉？

當然，若真休克治療，雖存風險，但中興還是可能的。歷史也無數次證明了這一點。

遺憾的是，惡政在更多的情況中是一發不可收，象病毒一樣感染、復制，為了防止惡政遭到外來的威脅，必須加大惡政的成本，如此一來，就需更加肆虐，培育出一個具有獨立生命的利益集團。這也就是貪官的欲念模式，既然貪了，就要防范被揭發，防范是需要成本的，為了獲得防范的資本，于是愈貪，騎虎難下。但是，當說一套做一套日益風行，當惡政超出了百姓的承受程度，那么一個王朝也就必將壽終正寢。

漢靈帝賣官鬻爵修復寢宮的時候，距離東漢的“實際滅亡”只剩4年。宋慈死后，到南宋投降只剩30年。

宋慈最初是迷信斷獄技術的，他的高超技藝和審慎態度也證實了這一點。可技術是把雙刃劍，對于技術的態度只能是信任而不是膜拜。比如其政敵刁光斗、吳淼水等就將過人心智用于貪贓枉法，以至一度讓宋慈蒙冤。更何況當時本是魑魅魍魎的時代？當他明白這一點，也就明白了他的存在對于朝廷的多余。

但對于民間，百姓對宋慈仍是翹盼的。因為底層百姓的權益是極其脆弱的，極其容易受到“合法傷害”的，他們需要一種制衡，哪怕不多。

所以，崇拜清官的時代必是不幸的時代，清官被驅排的時代必是一個即將終了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