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權臣韓侂胄，在宋寧宗時期主持了兩件大事：慶元黨禁和開禧北伐。如何評價這兩件事，或者說如何評價韓侂胄這個人，自南宋以來就有不同看法，至今史學家們的分歧還是很大。因為這問題確實令人費解。

韓侂胄(1152-1207)字節夫、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北來名臣韓琦曾孫，父親韓誠娶高宗皇后吳氏的妹妹，官至寶寧軍承宣使。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門事。光宗以疾不執父喪，中外典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太子。因韓與太皇太后吳氏的關系，趙汝愚遂請韓侂胄助一臂之力。韓便通過熟人太監向太后轉達了諸大臣的建議。后在太后的主持下，太子趙擴即位，是為宋寧宗。

扭轉國事危機，韓與趙談及論功請封之事，自以為起碼能得個節度使之類的封疆大臣的職位。不料，趙汝愚說：“我是宗室，你是外戚，不應論功求賞。”于是韓只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韓感到非常失望，遂與趙汝愚有隙。而寧宗皇后韓氏，又是韓侂胄的侄孫女，韓一身兼兩重國戚，更持有定國策立新君之功，在朝中的權力漸增。寧宗年輕幼稚，對這位國丈爺也就很遷就，韓逐漸在朝中培植黨羽，主要是安插親信于臺諫。

朱熹奏劾其奸，韓怒而使戲子峨冠闊袖，扮成朱熹講學模樣，使寧宗感到迂闊好笑，將朱熹罷職奉祠，貶出政壇。吏部侍郎彭龜年請留朱熹而逐侂胄，被出為地方官，而韓進保寧軍承宣使。趙汝愚為相，兩人貌合神離，怨仇益深。韓與言官謀，奏劾汝愚謀危社稷，以宗室居相位，將不利國家。慶元元年(1195)，趙汝愚罷相，出知福州。一些官員見狀，上疏苦言汝愚之忠，罷相不當，俱遭到降黜。六名太學生也朕名上書，指斥言官枉害大臣，盡遭流放，人稱“慶元六君子”。

韓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其黨羽斥朱熹理學為偽學，搜羅朝野，將趙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彭龜年等一批官員，統統列入“偽學逆黨”的名籍中，網盡有關名士，共59人，一并坐罪，或貶黜，或流放，興“慶元黨禁”。后趙汝愚暴卒于貶地，朱熹在福建故土離世。而韓侂胄拜少傅，遷少師，封平原郡王，進太傅、太師，一路飆升，成為權臣。嘉泰初，有人提醒韓，再不開黨禁，將來不免有報復之禍。遂解偽學黨禁，追復趙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等先后復秩還政，一大批健在者復官自便。

開禧元年(1205)，韓除平章軍國事，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并納其第，權傾朝野。用進士毛自知策，以蘇師旦等為心腹，謀開邊自固，恢復中原。其間，羅致了一些名士，如薛叔似、葉適等，起廢顯用辛棄疾等抗戰派官員。又追封岳飛為鄂王，奪秦檜王爵，改謚謬丑，這一舉動大得人心。并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用。

開禧二年四月，拉開北伐戰幕，興兵分東、中、西三路攻金。初戰泗州小勝，后因所用非人，措置失當，中路先敗，東路又遭宿州之役慘敗，而西路副帥昊曦叛變投敵，為忠義之士所殺，北伐失利。遂遣使請和，因金人要素甚苛，復銳意用兵。禮部侍郎史彌遠與楊皇后密謀，命人將韓騙至玉津園殺害，函首送金廷乞和，終簽嘉定和議。

韓侂胄死后，人們多以奸臣論之，尤其是以理學為宗的士人們。如在宋人筆記中，其事跡也大多以譏嘲、貶斥的口吻加以描述。如韓曾褒岳(飛)貶秦(檜)，然而岳飛的孫子岳珂，卻在其筆記《桯史》中諷刺韓侂胄兄弟，鞭撻其權傾一時，已有“霍氏之禍萌于驂乘”之跡象。元初《宋史·韓侂胄傳》，極為鄙夷他的為人和任政，說他如何權欲熏心，從一得勢就“時時乘間竊弄威福”，常常背著皇上，私下處理政務，卻又謊稱御筆批出。言路皆安排親黨，殘酷打擊異己，迫害道學。為鞏固地位和盜取功名，不自量力，輕率北伐。最后戰事慘敗，禍國殃民而自取其戮。這一觀點遂為正統史家所沿襲。

不過，也有為韓抱屈者。南宋末周密《齊東野語·誅韓本末》首先提出異議。說韓侂胄“身隕之后，眾惡歸焉;然其間是非，亦未盡然”。許多有關韓的丑事惡事，“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詆，所謂僭逆之類，悉無其實。李心傳蜀人，去天萬里，輕信紀聞，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擇是否而盡取之，何哉？”可見有些史載也不可輕信。近代史學家鄧之誠的《中華二千年史》卷四也認為：韓侂胄“操弄威福，有廢立之漸，無不臣之心，其所行事，亦善惡互見，不盡如宋史所詆”。如“盡以奸臣目之，不免門戶道學之見”。

韓侂胄一生主要做了兩件事;慶元黨禁和開禧北伐。如何評價這兩件事，也就是評價韓侂胄為臣為人的關鍵所在。恰恰在這兩件事上，人們也各執己見，或截然對立。

有學者認為，慶元黨禁的發動者使黨爭以道學之爭的面貌出現，對政敵所主張的道德規范、價值觀念，在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權力量予以全面聲討與徹底掃蕩，而聲討與掃蕩的，正是士大夫長久以來藉以安身立命的東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顛倒了，人們毀方為圓，變真為佞，其弊不可勝言。同時，韓氏借此走上權臣之路，專斷朝政。(《細說宋朝》)

也有學者認為，慶元黨禁使“道學的虛偽、欺騙的本質被揭穿，孔、孟、程、朱的門徒，無地自容，是理所當然的”。(《中國通史》第五冊)理學后成為一統天下之官學，它嚴重束縛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空間，阻礙了中國文化的創新發展，對它進行些揭露，不無益處。當然這類對理學的打擊，也只是統治者內部的黨爭而已，斗爭過于殘酷。

否定開禧北伐者，如虞云國《細說宋朝》認為，發動者純屬政治投機和軍事冒險，不認真衡量敵我的力量對比。“南宋自個兒未有振起之形，卻要去打‘宇內小康’的金朝，其結局不言而喻”。所以，其是在專制獨裁政體之下，以民族或統一的名義，貿然將國家拖入一場“不度事勢”的戰爭，給人民帶來更大的災難。酈家駒也認為，把金章宗時的形勢估計為亂亡之勢指日可待是缺乏根據的，韓發動的北伐是對辛棄疾的曲解，不但用人不當，錯誤估計形勢，而且是為鞏固自己權位的一種政治投機，不見得是堅定的抗戰派。

而周密《齊東野語·誅韓本末》說：“壽皇(宋孝宗)雄心遠慮，無日不在中原，侂胄習聞其說，且值金虜寖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是說開禧北伐乃繼承孝宗皇帝恢復中原之遺志。當時抗戰派人士也深受鼓舞，如辛棄疾嘉泰末入朝，在分析金朝的國內形勢后，力言“金國必亂必亡”，要求宋廷委付大臣備戰北伐。北伐初勝時，辛棄疾還作詞贊頌韓侂胄。陸游也對韓侂胄北伐寄予很大希望，八十二歲了還作詩言志：“中原蝗旱胡運衰。王師北伐方傳詔。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為國平燕趙”似乎還想上戰場，從這位老人身上能折射出當時民眾的振奮精神。韓侂胄被害，嘉定和議后，陸游又寫了一首《讀史》：“蕭相守關成漢業，穆之一死宋班師。赫連拓跋非難取，天意從來未易知。”詩人借古諷今，認為由于韓侂胄之死，才導致宋軍抗金的失敗，反對史彌遠的投降。

由此肯定開禧北伐者，認為北伐動機不純說不能成立。北伐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國家的統一，對一個大官僚追求這樣的“功利”，我們不必苛求其“動機不純”。當時金政權正處于由盛轉衰的過程中，蒙古、西夏北方諸族的一連串反坑斗爭，還有旱荒等災害，使其統治有一定危機，而南宋有一定的潛在實力，國內也較穩定，北伐條件是基本具備的。這時發動北伐戰爭是正義的，雖然由于種種原因而失敗了，但不能全盤否定。“軍事慘敗”說也值得懷疑，其失敗主要是政治上指揮的失誤和史彌遠集團的妥協投降所致，所以，史彌遠一伙的求和投降，才是北伐失敗的罪魁禍首。

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五冊《宋史》相關章節概括評論道：“韓侂胄執政前后十三年，反道學，貶秦檜，發動北伐戰爭，雖然由于用人不當，遭到叛徒和投降派的破壞而失敗，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岳飛因抗金得勝而被謀害。韓侂胄因出兵失敗而被暗殺。他們都是因為堅持抗敵遭受迫害而犧牲。但由于韓侂胄大力反朱熹，長期遭到孔、孟、程、朱門徒的咒罵。元代儒生修《宋史》，特立《道學傳》崇程朱，又立《奸臣傳》不列入史彌遠，反而將韓侂胄與秦檜并列，辱罵他是‘奸惡’。這段被歪曲了的歷史，應該恢復其本來面目了。”

虞云國《細說宋朝》對韓持基本否定觀點，前已略述，分析得也相當透徹。但又指出：“韓侂胄是權臣，卻不是奸臣與逆臣，《宋史》將他列入《奸臣傳》，顯然有失公正。”正如酈家駒也認為，把韓侂胄與秦檜并列為奸臣確實不公平，應作重新評價。其實，從上述分析的各種情況而言，如何評價韓侂胄的歷史功過，確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絕非是一個“權臣”概念所能包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