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所犯何“罪”？

千古之下，人們在嗟嘆之余，發現諸如干涉立儲，犯上抗命，反對議和，坐擁重兵這些理由似乎沒有一條能單獨證明“岳飛必須死”這一結論。在冤案存在多處疑點，歷史細節已經不可能還原的情況下，多重因素合力成了人們能夠接受的唯一解釋。

對岳飛的死，史書多有記載，且正史野史幾乎一致地認為是秦檜害死岳飛。

史書記載，岳飛蒙冤時，當時另一著名將領韓世忠闖進相府見秦檜：“岳飛到底有什么罪，你要害他？”秦檜回答：“其事莫須有。”此時秦檜大權在握，有恃無恐，一句話就把韓世忠給打發了。這也成了奸相秦檜迫害岳飛的直接證據。

史料稱，秦檜給岳飛羅織了三條罪名，第一條罪名，說岳飛在軍中抱怨，國家沒救了，皇上不修德。這叫“指斥乘輿”批評皇帝。第二條罪名，岳飛在撤軍時問張憲“這天下事應該怎么辦啊？”張憲回答：“您想怎么辦就怎么辦。”第三條罪名，岳飛跟張憲說：“我跟太祖爺一樣，都是32歲當節度使。”這三句話，分開看是沒什么問題的。但連起來聽，卻給人無限的想象空間。歷史學講究“剪刀+糨糊”，秦檜對此自是熟稔，把這三句話粘合在一起就是——岳飛想取而代之。這樣岳飛想不死都難了。

秦檜為什么要害岳飛呢？一說，岳飛是抗金的主戰派，秦檜是主和派。政見不同，官場傾軋，打擊異己，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鞏固權勢地位，當然得迫害主要政敵的主戰派岳飛。二說，秦檜是漢奸，是金兵在南宋的臥底。這有史為證，秦檜，宋徽宗政和年間中進士，曾任御史中丞，并主張與金國作戰。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隨徽、欽二宗等被俘至北方，轉而鼓吹合議，成為金太宗弟撻懶的親信。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秦檜被撻懶遣歸以為內應。正因此兩點，秦檜是陷害忠良岳飛的元兇被坐實，也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杭州棲霞嶺東南麓埋葬著南宋民族英雄岳飛的忠骨。墓旁有四尊跪像，為首的便是一代奸相秦檜。忠奸真偽的鮮明對照，傳達的是忠臣流芳百世、奸臣遺臭萬年的歷史理念。

害死岳飛的主謀是誰？

近代以來，隨著還原歷史真相的思潮漸起，為秦檜翻案的文章也日益增多。我國近代“史學四大家”之一呂思勉，在其1923年所著的《白話本國史》“論秦檜和岳飛”就直接為秦檜鳴不平。書中寫道，“和議在當時，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議的秦檜，卻因此而大負惡名，真冤枉極了。當議割三鎮的時候，集百官議延和殿，主張割讓的七十人，反對的三十六人；秦檜也在三十六人之內。”可見秦檜開始是不主張議和的。后又論述了撤軍緣由，“諸將自夸雄豪，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廩稍惟其所賦，功勛惟其所奏；將版之祿，多于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饋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其后秦檜慮不及遠，急于求和，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作為宰相的秦檜，眼見各路軍馬漸成軍閥之勢對朝廷產生威脅，自然會對皇上進言“撤軍議和，削兵權”以保皇權，這是他的職責所在。

可見，說秦檜是迫害岳飛的主謀確實有些冤，況且，作為宰相的秦檜要殺封疆大吏的岳飛，沒有高宗的首肯，是萬萬不可能的。

其實，在明代就有人為秦檜鳴冤，明代詩人文征明的詞作《滿江紅·拂拭殘碑》寫道：“豈不念，中原蹙；豈不惜，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古休夸南渡錯，當時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詞中直接點明，秦檜只不過是“奉帝旨”而已。因為古代史家都有“為圣君誨”的傳統，所以后來正史少有為秦檜鳴屈的。有趣的是，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對岳飛冤案也有過點評：“主和的責任不全在秦檜，幕后是宋高宗。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內’，不能不投降金人。是趙構自己承認'講和之策，斷自朕意，秦檜但能贊朕而已。’”這樣，歷史真相基本清楚了：迫害岳飛的主謀是宋高宗趙構，秦檜只不過是從犯和幫兇。為什么高宗一意孤行，非要同金國議和不可呢？原因在呂思勉的書中和文征明的詞中都做了說明。呂思勉在書中提到，抗金的各路兵馬包括岳飛都已成軍，雄視海內。熟悉宋史的人應知道，這在“重文輕武、偃武修文”的宋朝是不可想象的。尤其對缺乏軍事才干、少威寡信的宋高宗來說，在內心深處，對軍人可能的尾大不掉、擁兵自重充滿疑慮和恐懼。所以，在岳飛打了勝仗后見好就收是個不錯的選擇。

文征明的詞指出了另一層原因，趙構作為宋徽宗的第九子，即位于靖康之難的非常之秋。父兄二人雖然被擄到北方，但如果自己積極主戰，他們仍存在回鑾的可能性。一旦這種可能成為現實，他這個非常之秋即大位者便會陷入尷尬的境地。為自利自保計，議和當然是不二的選擇。而金國設置的議和的前提是：除掉岳飛。有史料記載，在雙方暗中和談時，兀術曾給秦檜寫信：“你天天求和，但是岳飛卻意圖北伐，你方誠意何在。”在一心求和的宋高宗面前，岳飛當然沒有求生的可能了。

歷史的偶然還是必然？

岳飛死于宋高宗趙構之手，這無疑問。但這僅是一個偶然事件，還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呢？

《詩經·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封建王朝皇權的無上威嚴和“君為臣綱，一言九鼎”的集權體制，讓人產生“羨慕嫉妒恨”的感受。為爭皇權自然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為保皇權當政者也是不擇手段。通觀中國歷史，不難發現，在“勝王敗寇，贏者通吃”的運行機制下，從春秋戰國到晚清的2000多年，中國歷史就是一部血雨腥風的皇權爭奪與皇權保衛史。每朝每代每位皇上唯一的核心工作就是保衛皇權，不讓皇權旁落不讓江山改姓。“功高震主、坐擁重兵”是每位臣子之大忌，往往引來殺身之禍，這在哪個朝代都不例外。對皇權的潛在威脅，當政者更是從不手軟，“寧可錯殺一千，也絕不放走一個”。

宋高宗并不是一個愚蠢無能的皇帝，不然不可能在北宋全面崩潰的情況下臨危受命，建立并鞏固了南宋王朝。高宗很清楚“自毀長城”的后果。面對金國被岳飛打趴下，提出議和的建議，他選擇了見好就收接受金國的條件與金國罷戰議和。

這大概因為他想通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岳家軍真能消滅金軍嗎？”岳家軍確實取得了一些勝利，但金兵的損失也沒有到傷筋動骨動搖國力的地步。南宋初創，戰爭中百業凋敝，國力不強，拿什么去消滅金兵呢？顯然沒有把握。

第二個問題，與淮西兵變類似的事件會再次發生嗎？發生了怎么應對？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三月，劉世光退休后，他所帶領的淮西軍各部互不隸屬，矛盾日顯，朝廷無法駕馭，最終其舊部叛變，擄走大量官員、百姓投降偽齊。這就是淮西兵變。當前的局面并沒有多大改觀，朝廷對各路軍馬的駕馭能力依然很弱，無法應對淮西兵變的類似事件更無法承受又一次淮西兵變的后果。

第三個問題，岳飛是個忠臣，但他的部下呢？會不會也來次“黃袍加身”？岳飛的“岳家軍”有十萬之眾，兵力最強財力最厚，名義上是王師，實際上是私家軍，各級軍官對岳飛的忠誠度比對朝廷還要高，潛在隱患很大。何況當時岳飛“干涉立儲，犯上抗命，反對議和，坐擁重兵”條條屬實，條條都對皇權存在莫大的潛在威脅。通過全盤權衡，相比于屈辱的和約，保衛皇權當然更重要。想通這些，高宗自會作出“正確”的決定，趁著宋軍占了一點優勢，趕緊和談。對于岳飛來說，當然就是悲劇了，而且，他在戰場上取得的勝績越大，距離自身的悲劇性結局就越近。客觀地說，放在哪朝哪代哪個皇帝都會這樣決斷。

岳飛的悲劇在于他的個性，不管岳飛怎么想怎么忠義，但他的存在已經對皇權產生了威脅，在皇權至上不容任何侵犯的體制下，他的悲劇是必然的，或者說他終究擺脫不了體制的魔咒。前面的趙朔后來的袁崇煥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