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的“名言”：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范，班行準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級，固不能熟習也。《舊唐書卷十八上·武宗紀》

李德裕門第顯赫，他爺爺李棲筠做過御史大夫，父親李吉甫在唐憲宗的時候做過宰相。他后來也做了宰相，對那些從科舉入仕的同僚，他大都瞧不起。

李德裕的這句話固然有一定道理，卻不符合邏輯。熟悉朝廷禮儀制度，不是唯一的條件。按照唐制，官員的提拔，要從“德行、才用、勞效”這“三實”上考察②，可制度終歸是制度，要提拔誰特別是要用誰當宰相，說到底，還不是皇帝一句話？！皇帝的“喜好”才是一個人被重用的唯一條件。

蘇味道的“名言”：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棱以持兩端可矣。《舊唐書卷九十四·蘇味道傳》

武則天當皇帝的時候，朝廷里的大員沒挨過整的寥寥無幾，蘇味道就是其一。蘇味道的能力雖然很一般，但他對歷代宰相怎么為官處事的那一套很有研究，深諧官場之道。他的為官秘訣說起來很簡單，就是模棱兩可，這一點，表面上看和鄭板橋信奉的那個難得糊涂好像差不多。當時的人給他送了一個外號叫“蘇模棱”。

這多少有些令人費解：武則天那么精明，怎么會用這樣的人當宰相呢？這不犯糊涂嗎？其實，這恰恰是武則天的精明。武則天剛坐上龍椅的時候，“群情不附”。為此，在人的使用上，她采取了兩手抓。一手就是任用酷吏、親信，以打擊異己，樹立威信。一手就是任用“和事姥”式的人物做宰輔，以緩和矛盾，平衡局勢。武則天用蘇味道，顯然用的是他的“特長”。

耐人尋味的是，這么一個看起來毫無原則，毫無主見的人，卻對他的弟弟要求很嚴。因為身居相職，有實權，他的弟弟常常求他辦事。但蘇味道似乎很“正經”，經常予以回絕，惹得他弟弟動不動就當面把他一頓凌辱，可他一點也不介意，坦然待之。這真叫人犯琢磨：如此“涇渭分明”的蘇味道，哪個是真實的呢？看來，人這個感情動物，有時候真的很復雜。

李義琰的“名言”：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舊唐書卷八十一·李義琰傳》④

人都有七情六欲，這很正常。關鍵的是，凡事都有個度，過了度就物極必反了。李義琰當宰相的時候，唐高宗因為患頭風病，朝廷上的日常事務基本都由武則天處理，人稱“二圣”。也正因為此，武則天的野心逐漸開始膨脹，有不少大臣也開始倒向她這一邊，可李義琰似乎并不買武則天的帳。

有一次，高宗想正式下詔叫武則天堂而皇之地管理朝政，李義琰據理力爭，高宗才放棄了這個打算。等到高宗死后，武則天以太后名義臨朝稱制，任命已經退休的李義琰為懷州刺史，但李義琰思前想后沒有接受。他為什么不接受呢？因為他怕，怕武則天報復。果不其然，武則天掌握了大權后，殺了不少異己者，但李義琰卻安然無恙。

還有一次，他的弟弟給他買了一些木料，叫他蓋一個大房子，他說什么也不肯。后來，那些木料因為閑置的時間長了，日曬雨淋都腐爛了。他為什么不蓋大房子呢？還是因為那個字：怕。也就是說，他不是不想，他怕的是因此招人嫉恨，給人留下批評的口實。看來，人要活得坦然，還真得像李義琰那樣，心里頭存著這么一點“怕”的念頭。惟有“怕”，才能自警；唯有“怕”，才能知足；唯有“怕”，才能吃得香睡得實。

崔日用的“名言”：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重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于背也。《舊唐書卷九十九·崔日用傳》⑤

官場這碗飯不好吃，其中的甘苦，只有親歷者自知。唐中宗李顯復位，經睿宗，到玄宗即位，這期間唐室最高集團的內部，勢力交織，明爭暗斗，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站錯了隊，跟錯了人，就意味著身敗名裂。但正像史籍所評，崔日用“每朝廷有事，轉禍為福，以取富貴”⑥。這是他的聰明處，也正是他的圓滑處。

崔日用先是攀附武三思，等到武三思被誅，中宗暴亡，韋后稱制，崔日用審時度勢，又馬上攀附上了時任太子的唐玄宗。崔日用為什么看好了唐玄宗呢？當時的幾股勢力中，睿宗儼然一個傀儡，不足論；韋后雖然臨朝稱制，但德行有虧，人心早已背之；太平公主雖然權勢熏天，但外強中干；他看好李隆基的，在很大程度上用的就是這種“排他法”。

但不管怎么說，這步棋，崔日用真的走對了，他終于混來了位極人臣的地位和榮耀。不過，他付出的代價似乎是：很累，累心。他的腦筋得時刻轉動著，不停算計著，因為只要打個盹兒，就可能反過來被別人算計掉。吃啥樣的飯，出啥樣的力，這個理兒，他懂。

李林甫的“名言”：但有材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舊唐書卷一百六·李林甫傳》⑦

歷史是人創造的，記錄歷史的典籍也是人寫的，這就免不了帶有寫作者個人的思想感情。十分有趣的是，有的史書，撰寫者似乎特別敬業，按照他的評判標準，“好人”、“壞人”等等之劃分，早已經給你搞定，你只要到目錄里一找就可以了。比如說李林甫吧，《新唐書》就把他列入了《列傳·奸臣》里。然而，這客觀嗎？

在帝制的時代，皇帝就是一手遮天的大老板，在大老板手下工作，干好了，受獎賞；干砸了，被炒掉，很正常。維護老板的尊嚴和地位，秉承老板的意圖行事，是一個“員工”基本的“職業道德”。在這一點上，李林甫做的十分突出，唐玄宗之所以那么信任李林甫，這當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說他不擇手段也好，損人害己也罷，李林甫就是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這頂帽子，他帶了一千多年；對他的評價，也人云亦云了一千多年。不過，從李林甫的這句話里，確實能感受到他的“獨特”。看來，李林甫做宰相一做二十來年，并非偶然，絕不是一個“奸”字所能概括。

魏徵的“名言”：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舊唐書卷七十一·魏徵傳》⑧

按照哲學的說法，任何事物偶然中都有必然。魏徵的直言敢諫，似乎無人可及，早已經成為忠貞耿直的形象載入青史。這看起來很偶然，然而，偶然中真的有必然。魏徵對唐太宗說的這句話，真實而且簡明地道出了這種必然。

凡事都是倆好嘎一好，魏徵不是糊涂蛋，他的耿直，其實藏著大智若愚。不顧對方的反應，瞎干蠻干的事他不會干。關于他那些直言敢諫的軼聞，你就品吧，閃耀著的實在是他的睿智與理性，也不乏帶點不露痕跡的圓滑與世故。

人與人的交往，特別是與領導的交往，的確有講究。聰明的部下，會在恰當的時機，恰當的地點，以恰當的語言，讓領導接受自己的意見或建議。最愚蠢的行為導致最難堪的后果是：盡管打著合理化建議的大旗，領導卻對你的話充耳不聞，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沒當狗放屁。更糟糕的是，換來一副小鞋穿，那就更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