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中央的第三把手王鼎死了。

這事發生在1842年6月的一個深夜，此前，天朝剛剛史無前例地敗給了一個西洋彈丸島國——英吉利。后世把那場戰爭稱為“第一次鴉片戰爭”。

而在當時，沒人知道這場戰爭對于這個國家的歷史意義，就如沒人知道王大人之死對于時局的現實意義。

良臣模板

這位王大人，首先是位君子。他出身貧寒，毫無背景，“力學，尚氣節”。據《清史稿》載，考中進士后，他赴禮部面試。時任大學士的王杰從眾人中發現了王鼎這個才俊。一經詢問，王杰方知原來王鼎是自己的陜西老鄉，并且同族，于是急欲將其攬入麾下。孰料王鼎為人“清操絕俗，生平不受請托，亦不請托于人”，居然完全不理會大學士之美意。當然王杰也不以為忤，慨嘆“觀子品概，他日名位必繼吾后”。也正因為缺乏心計、埋頭干活的作風，王鼎在京曹輾轉沉浮近二十年，才被嘉慶皇帝發現，授以工部侍郎。面對平日不顯山露水的王鼎，連嘉慶都不禁責怪其過于老實，不善于走動，諭曰：“朕向不知汝，亦無人保薦。因閱大考考差文字，知汝學問。屢次召見奏對，知汝品行。汝是朕特達之知。”

其次，王鼎是位能吏。受到朝廷重用后，王先是在工吏戶刑四部轉了一圈，備受歷練，終在道光六年出任戶部尚書，并授軍機大臣。作為國家的財神爺，王首要解決的即鹽政積弊。食鹽專賣本是清朝重要稅源，然沿襲已久，卻淪為各路官商營私舞弊之淵藪。王鼎痛下狠手，先是整飭北方鹽務，使得長蘆鹽場稅收大增。接著將大刀揮向兩淮鹽務。淮鹽無論質與量皆居全國首位，自然被各家視為肥肉，因而貪污重、盤剝狠、關卡多、走私頻、負擔大。并且這里鹽務世代被具有深厚官方背景的“綱商”家族勢力把持，王鼎若是取消“綱商”們的鹽場運銷特權，無疑抽走了不少中樞大臣們的私房錢，動了他們灰色收入的奶酪，必定會招致強烈的反彈。倘使別人，或許已知難而退。王鼎卻偏要啃下這塊硬骨頭，他聯手兩江總督陶澍，偕同戶部侍郎寶興，以緩解民困之由，說服道光下令裁撤兩淮鹽政，并打出組合拳：“裁浮費，減窩價，刪繁文，慎出納，裁商總，覈滯銷，緩積欠，恤灶丁，給船價，究淹銷，疏運道，添岸店，散輪規，飭紀綱，收灶鹽。”故“陶澍得銳意興革，淮綱自此漸振，鼎之力也。”

再次，王歸根結底是個傳統意義上的標準忠臣。1840年，粵海戰起，史稱第一次鴉片戰爭。圍繞戰和問題，清廷分為兩派，王鼎自是堅定站在主戰一邊。其不僅屢屢與主張和議的首相穆彰阿據理力爭、唇槍舌戰，鬧得不可開交，更是數度不惜冒犯天顏，苦勸道光帝下定決心與英人一戰到底。雖拼盡全力，仍無果而終。

操守極佳、勇于任事、忠于君上，王鼎可謂盡到了人臣的本分，算得上良臣的模板。那么，好端端的國之股肱，為何要自尋短見呢？

致命缺陷

王鼎選擇尸諫，恐怕與其個性有莫大關聯。

英國19世紀政治思想家阿克頓曾指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偉大人物也幾乎總是一些壞人，甚至當他們施加普通影響而不是行使權威時也是如此……伴隨著暴虐權力而來的往往是道德的墮落和敗壞。”換成中國俗語，即“好人不從政，從政無好人”。政壇自古便是陰謀與陽謀糾葛不清之地。民國學者吳宓用四個字總結陜西人的性格：倔、犟、硬、碰，而王鼎恰恰就是個中典型。其為官四十余載，剛直有余、圓融不足、令人欽佩的同時，也樹敵無數。“過剛者易折，善柔者不敗”，陜西好人王鼎像一頭瓷器店中的猛牛，橫沖直撞的結果，便是得罪了當時清帝國權勢最煊赫的三位人物。

第一位是鹽梟首相曹振鏞。曹出身兩淮鹽商世家，其家族堪稱清代首富階層。正因為家底豐厚，富可敵國，曹振鏞才能一門心思撲在政治上，不會為一年區區三百六十兩白銀、一百八十石大米的俸祿發愁。須知道，曹要養活成群的妻妾子女，喂飽大量的門生故吏，擺平各路的牛鬼蛇神，應付無數的曲水流觴，那一年開支當在萬兩以上。花費如水，而曹卻能表現得“克勤克慎”，獨享清廉之譽，可知他憑借的恰是其幾輩子也用不盡的家族買賣。前文言及，王鼎改革兩淮鹽政，實際上就是端了曹振鏞的聚寶盆。按理說，財路受損，曹應好好回敬一下這個不懂事的王鼎。孰料曹的反應居然是淡淡的一句話：“焉有餓死之宰相家？”

《清史稿》評價曹，用的是道光的詔令：“曹振鏞實心任事，外貌訥然，而獻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賴，而人不知”。這全然一副政壇老油條的嘴臉：外看似不露絲毫鋒芒，內實藏殺人無形利劍。既然他深知道光決意廢除淮鹽，自爭之無益，不如先隨聲附和，再伺機報復。

果不其然，一年后，王鼎便遭暗算。他先是“以失察捐納房書吏蔡繩祖等私造假照，降二品頂帶”，次年就被逐出軍機處，赴直隸任職。不久又因清河縣民散布邪教，降一級留任。直到曹振鏞去世，王才得以重歸內閣。可知若非曹一再作梗，王之仕途豈會如此蹉跎。

盼走了曹振鏞，王鼎總算坐到了東閣大學士的位置，僅次于首席軍機大臣穆彰阿。而這個穆彰阿，依照咸豐的評價，其當國以來，“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偽學偽才，揣摩以逢主意。從前夷務之興，傾排異己，深堪痛恨！”其媚上欺下的功夫，看來不比曹振鏞差。更青出于藍的是，穆門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曰“穆黨”。有一次會試后，順德羅惇衍，涇陽張芾和云南何桂清三人同時登第入翰林，年齡皆未弱冠。張、何二人心知穆彰阿把持朝政，炙手可熱，于是皆依附之。唯獨羅惇衍從未登門拜訪。散館后，初考試差， 三人皆得缺。差命既下，羅之恩師湯海秋尚書問其拜見穆中堂否，羅答：“未也。”湯立即駭然曰：“子未見穆相，先來見我，殆矣。”羅彼時少年氣盛，不信其說，亦不竟往。次日，忽傳旨羅惇衍年紀太輕，未可勝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人皆知穆彰阿所為也。歷數整個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僅羅惇衍一人而已。其實當時張登科時十八歲，何十七歲， 而羅十九歲。穆彰阿之能量，似有回天之力一般，是一位絕對不能惹的人物。不過王鼎還是摸了老虎的屁股，在對英戰和問題上與穆始終相左，且口生齷齪。鬧到最后，每次相見王鼎對著穆彰阿輒厲聲詬罵，穆笑而避之。或兩人同時召見，復于上前盛氣詰責之，斥其為秦檜、嚴嵩，穆默然不與辯。道光此時做起了和事佬，笑視王鼎曰：“卿醉矣！”命太監扶之出。明日，王繼續在廷上勸諫甚苦，道光終按捺不住怒火，拂衣而起，王鼎雖然拽住了皇帝的衣襟，終不獲伸其說。由此便知道光平日受穆彰阿影響之深。

道光一朝三十載，起初“一倚曹振鏞，兢兢文法；及穆彰阿柄用，和戰游移，遂成外患。一代安危，斯其關鍵已”。王鼎恰恰身處這兩位庸臣當道之際，備受排擠，實屬自然。而對其打擊最大的，尚是失去道光信任一事。歷代帝王，最忌憚臣僚之所為，莫過于結黨。一旦朝臣結黨，便會導致營私泛濫、攻訐叢生、信息不暢甚至忤逆謀反等問題，于是君主便失去了對大局的掌控。當時道光朝最大的派系應是“穆黨”，其勢力盤根錯節，遍布朝堂內外。不過穆彰阿不愧是植黨高手，雖權勢煊赫，耳目眾多，在道光面前卻每每謹小慎微，偽言熒惑，一副奴才相，故“終道光朝，恩眷不衰”。因此，道光始終認為穆彰阿絕無結黨可能。

而王鼎則沒獲取道光足夠的信任。由于王雷厲風行、直來直去的個性，很容易讓人產生猜忌。廢除兩淮鹽政時，王鼎與陶澍聲氣相求，同寶興一條戰線，終將帝國近二百年來的弊政廢除。自古功成謗隨，王鼎最佳的處理方法，要么表現得低調謙遜，減少與陶澍、寶興等人之來往，要么就在道光面前表忠心。而王卻依舊我行我素，其留給道光的觀感可想而知。

到了鴉片戰爭后，林則徐被革職遣戍新疆。出于惜才護才之故，借祥符治水之機，王鼎推薦林一同治理決口。王、林二人一見如故，王更是傾誠接納，承諾還朝后必向朝廷力薦。及大工合龍后，王立即向道光力薦林則徐之賢。但道光根本不買王鼎的賬，繼續命林赴新疆效力贖罪。須知，道光討厭的不是林則徐，而是王鼎。之前他已擔心王同陶澍的關系非同尋常。這次王力薦的林則徐，與陶關系亦是緊密。魏源曾有記載，當陶澍“初督兩江，時值水災，奏請河南藩司林公調江蘇辦賑。及林公由東河移撫江蘇，與公益志同道合，相得無間”。這不免給人一種三者間互相關照的印象，也似乎從一個側面坐實了道光的擔憂：王鼎有結黨之嫌疑。于是乎，不論王鼎痛聲苦勸，還是牽裾而諫，道光皆置若罔聞，終拂衣而去。很明顯，他已將王鼎拉入了不信任的黑名單中。

如果說對于曹振鏞、穆彰阿的排擠打壓，王鼎尚能安之若素的話，那么道光冷若冰霜的回應，則讓其內心信念徹底崩塌。對于畢生篤信儒家以道為己任的王鼎而言，剩下的選擇唯有“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式的殉道了。

于是，糾結數日后，王鼎留下遺書，果真“閉戶自縊，冀以尸諫”。

種瓜得豆

王鼎之死，其目的無非有二：一踐行儒生與道始終、死而后已的精神追求；二則以死來勸諫道光，親君子遠小人。顯而易見，只要王駕鶴西去，第一個目的便告實現，然第二個目的卻非一個死人所能掌控的。

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在《自殺論》一書中曾指出：自殺乃“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的死亡”，因而這種個人行為的意圖是要產生社會效應。然本欲讓道光警醒的尸諫，卻出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黑色幽默般的結局：“軍機章京陳孚恩，穆彰阿黨也。滅其疏，別具以聞。上疑其卒暴，命取原稿不得，于是優詔憫惜，贈太保，謚文恪，祀賢良祠。”王鼎之死可謂種瓜得豆。

道光是否真的不知情，這很成問題。軍機處第三把交椅的重臣非正常死亡，如此轟動的大事件，豈是穆彰阿只手可以遮住的？恐怕道光是揣著明白裝糊涂而已。假使道光公開承認王鼎乃尸諫，那么迅速有兩個難題擺在他面前。首先光天化日之下有大臣尸諫，則證明君主昏庸，朝綱紛亂，道光這皇帝做得很失敗。當然此問題還不算嚴重，王鼎尸諫的目標是指向穆彰阿，道光一旦承認其自殺的合法性，那么就意味著于朝廷內部存在著一個勢力龐大的私黨集團，而首領還是自己最信賴的近臣，這是道光所無法接受的。況且即使道光決心打掉“穆黨”，那一定會引發朝野內外的恐慌，人人自危的氛圍甚至有可能影響正常的政治秩序，這是道光所不愿付出的巨大代價。

因此，道光選擇了冷處理：以風光大葬、厚恤家屬的方式了結這場轟動政壇的大事件。不過，這種手法過于欲蓋彌彰，反而刺激了后人的獵奇心。關于王鼎尸諫的內幕也被愈挖愈深。

首先是薛福成，他在《庸庵筆記》中，認定是陳孚恩乃篡改王鼎遺書之主謀，他聯合張芾半勸半嚇，令王鼎之子王沆同意掩蓋尸諫真相，“孚恩代為改草遺疏，以暴疾聞。”況周頤在其《眉廬叢話》中則認定是張芾主謀，其“以危詞恫喝其公子溉，竟匿不上”。稍后于況的李岳瑞，更是曝出了另一位主謀聶沄，指出張芾所為“其謀實定于文毅同縣人聶沄之手”。

綜觀三說，其焦點皆集中于那一位或幾位見不得光且已無法說清的幕后黑手身上，完全忽視了是何原因促使王鼎選擇自殺及其尸諫的象征意義。誠如朱維錚先生所言，“王鼎的尸諫，僅在掌故學者中尚存記憶”。他們合力爆料的結果，便是將這場黑色政治幽默的底色越描越深。難道他們不曉得：一個元老大臣極端性的尸諫行為，已昭示出清帝國這輪明日真的要夕陽西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