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論能力，他不如宋太祖雄才大略，論學問，他不如宋徽宗多才多藝，但論生前死后的名聲，他卻是宋朝十八帝中最好的，在位42年，執政寬簡，為人溫良，他把一個“仁”字，貫穿于治國安邦全過程。

他對下人很仁慈。一個暮春時節，宋仁宗在御苑散步，一段時間后，身邊的人發現他頻頻回頭張望，卻又什么也不說，不知什么意思。回到宮里，他急匆匆地對宮女說：“好渴，快幫我端水來喝。”宮女奇怪地問：“陛下為何不在外面取水喝，而忍渴這么久呢？”他邊喝水邊說：“我回頭找了多次，沒見掌管茶水的當值侍吏，又不便詢問，倘若一問，侍吏必受責罰，故忍渴而歸。”有一次用餐，他正吃著，突然咬到了一粒沙子，牙齒一陣劇痛，他趕緊吐出來，還不忘對陪侍的宮女說：“千萬別聲張我曾吃到沙子，這可是死罪啊。”對待下人的過失，宋仁宗首先考慮的不是自己的不適與難受，而是下人因此而可能帶來的罪責，可見他的確很仁慈。

他對自然很敬畏。有一天早起后，宋仁宗對身邊的侍臣說：“昨夜閱奏折很晚，后來感覺饑餓，特別想吃燒羊。”侍臣問：“何不安排人做來？”宋仁宗說：“你不知道嗎？每次聽到宮內有什么需要，坊間便以為這成了定規，紛紛制作。我擔心要了燒羊后，百姓會夜夜宰羊，長此以往，必然暴殄天物，我怎能不忍一時之饑，而開啟無窮殺戮呢？”讓人感到他對自然的敬畏是那么的真誠，充滿人性關懷。

他對言論很寬松。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重用青州知州張昪為侍讀學士、御史中丞，御史作為天子的耳目之官，其職責是糾察百官，張昪因對某些決策有看法，連連上書批評“兩府”（中書省、樞密院）大臣，久而久之，宋仁宗頗不耐煩，對張昪說：“你出身孤寒，為何不斷上章批評朝廷重臣呢？”張昪毫不在乎宋仁宗的情緒，反問道：“我自布衣而至近侍之臣，曳朱腰金，妻子滿堂。怎么能謂之孤寒呢？像陛下您才是真正孤寒呢。”宋仁宗問何故？張昪回答說：“陛下雖貴為天子，但內無賢相，外無名將，持祿養望者多，赤心謀國者少，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孤寒。”把自己比喻成孤家寡人，這比責罵還過分，但宋仁宗不予追究，“優容之”。

宋仁宗一朝，沒有“文字獄”，相反，他還非常痛恨“深文周納”，即羅織材料、陷人以罪的行為。宋代魏泰在《東軒筆錄》中說：“仁宗圣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當時，一個舉子給成都知府獻了一首詩，中有：“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意思是只要守住劍門關，用火燒掉入川必經棧道，西川（今四川）就能割據一方，鼓動成都知州與宋朝分庭抗禮。這無疑是一首反詩，嚇得成都知府趕快把舉子捆綁至京，上章請求宋仁宗治罪。宋仁宗了解后卻哈哈一笑，說：“這不過是老秀才急于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可安排他去偏遠小郡，出任司戶參軍一職。”寫反詩的不但沒受到懲罰，反而在皇帝那謀得了官職，可見當時言論的寬松和自由。

他對大臣很包容。宋仁宗寵幸張美人，張美人的堂伯父叫張堯佐，進士出身，在地方任過推官、知州，在朝中任過龍圖閣直學、給事中，張美人想壯大自己的門閥，多次吹“枕頭風”，希望宋仁宗提拔自己的伯父出任宣徽使。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宋仁宗把提拔張堯佐為宣徽使的方案拋了出來，誰知，諫官包拯當場表示反對，使宋仁宗的提議未獲通過，而且包拯說話時，由于情緒激憤，唾沫星子還濺了宋仁宗一臉，弄得他很沒面子，后來，當張美人問及伯父出任宣徽使一事辦得怎樣時，宋仁宗沒好氣地說：“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難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嗎？”

君主制度賦予皇帝以至高無上的權力，一閃念就能斷人生死，于是產生了許許多多殘酷無情的暴君。而宋仁宗盛德大度，寬容有加，算是這種制度下的特例。他之所以一以貫之地懷仁、施仁，源于他有一顆敬畏之心，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敬畏手中的權力。一個皇帝，最怕的就是缺乏敬畏之心，不畏天，勢必天災不斷，不畏地，勢必寸草不生，不畏生命，則尸橫遍野，生靈涂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