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皇帝、一個女人、一幫吹鼓手的推波助瀾下，魏忠賢的“無上名號”愈來愈多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離奇：廠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爺、祖爺、老祖爺、千歲、九千歲，對于九千歲魏忠賢似乎還不滿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歲”。

所謂“閹黨”并非一個政黨，而是晚明天啟年間以魏忠賢為首的一個擅權亂政的幫派。

魏忠賢是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兼東廠總督太監(jiān)，他利用當時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

政，網(wǎng)羅親信，結成政治幫派，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正如《明史》所說：“自內(nèi)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就是這幫宵小之徒內(nèi)外呼應上下結合，擅權亂政，打擊異己，把天啟年間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后人稱為“閹黨專政”。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政屢見不鮮，然而晚明史上的“閹黨專政”有著十分獨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員們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賢個人崇拜的丑劇。個人崇拜在那個時代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個人崇拜的對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監(jiān)。這不能不說是畸形的政治現(xiàn)象，把那個時代那種制度的丑惡暴露無遺。

魏忠賢個人崇拜最為突出的標志是，朝廷內(nèi)外眾多的官僚掀起為魏忠賢建造生祠的運動。祠，即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賢的宗廟。為活著的人建造的祠堂，稱為“生祠”，是那個專制時代畸形心理的產(chǎn)物，以滿足祭者和被祭者各自的政治功利目的。

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撫潘汝楨。他在天啟六年閏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議，為魏忠賢建立生祠。他的奏疏這樣寫道：“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鑒此兩浙歲遭災傷，頓蠲茶果鋪墊諸費，舉百年相沿陋習積弊一旦厘革，不但機戶翻然更生，凡屬茲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無窮，公請建祠，用致祝厘”。通篇都是顛倒黑白的拍馬溜須之詞，為魏忠賢涂脂抹粉無所不用其極，把虛構的“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勢統(tǒng)統(tǒng)歸功于魏忠賢。這種獻媚之舉正中魏忠賢下懷，所得到的“圣旨”——其實就是魏忠賢的意思——如此寫道：“據(jù)奏，魏忠賢心勤為國，念切恤民……宜從眾請，用建生祠，著于地方營造，以垂不朽”。明熹宗還為這個生祠賞賜匾額——“普德”，這不僅明白無誤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為魏忠賢建造生 祠，而且以題寫祠額的方式親自為建生祠推波助瀾。此例一開，善于鉆營的官僚敏銳地察覺到魏忠賢和皇帝的態(tài)度，趨之若騖，唯恐落后，紛紛在各地為魏忠賢建立生祠，一時間似乎形成了一場政治運動。應天巡撫毛一鷺建生祠于蘇州虎丘，薊遼總督閻鳴泰建生祠于薊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間、保定，宣大總督張樸建生祠于宣府、大同，山西巡撫曹爾楨建生祠于五臺山，如此等等。

那些熱衷于建生祠的官僚們完全把魏忠賢當作一個偶像來崇拜，極度做作的虔誠之態(tài)反襯出這些宵小之徒的不良動機。請看薊遼總督閻鳴泰在請建生祠的奏疏中說些什么：“人心之依歸，即天心之向順，恭照廠臣魏忠賢安內(nèi)攘外，舉賢任能，捐金捐俸，恤軍恤民，非但學識綱常之際猶萃其全，且于兵農(nóng)禮樂之司共濟其盛，治平績著，覆載量弘”云云。對于如此功比天高的神人，皇帝當然要批準為他建生祠了，還特別賞賜了祠額“廣恩”，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表彰魏忠賢的“治平績著，覆載量弘”。薊州生祠建成之際，舉行了迎接魏忠賢“喜容”(偶像)的典禮：巡撫劉詔行五拜三叩頭禮，與迎接皇帝別無二致。兵備副使耿如杞看-到魏忠賢的“喜容”一副帝王相——“垂旒執(zhí)笏”，頗有反感，只作長揖而不拜，因而遭到劉詔的參奏，魏忠賢立即派錦衣衛(wèi)緹騎把耿如杞逮捕入獄。這就更加助長了宵小之徒的崇拜氣焰。天津巡撫黃運泰為魏忠賢建生祠，迎接魏忠賢“喜容”的儀式，隆重的程度超過薊州，當時人如此寫道：“五拜三叩頭，乘馬前導，如迎詔儀。及像至祠所安置迄，(黃)運泰列拜丹犀，率文武諸官俱五拜三叩頭，(黃)運泰至像前萬福，口稱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歲(按：指魏忠賢)扶植，叩頭謝：又某年某月蒙九乙千歲升拔，則又叩頭謝。致詞畢，就班，仍五拜三叩頭。旁觀者皆汗下浹踵，(黃)運泰揚揚甚得意也。”禮儀之隆重比祭祀歷代帝王有過之而無不及，阿諛奉承言辭之露骨、肉麻之極。

如此這般，魏忠賢的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建到了京城：工部郎中曾國楨建生祠于盧溝橋畔，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建生祠于宣武門外，順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于宣武門內(nèi)：而且建到了皇帝祖墳邊上：孝陵衛(wèi)指揮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總督薛茂相建生祠于鳳陽皇陵旁。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賢生祠四十處，建生祠之風愈刮愈猛，魏忠賢個人崇拜的浪潮也越發(fā)高漲。

被人們頂禮膜拜的魏忠賢偶像是什么模樣呢？前面已經(jīng)提到，那個“喜容”是“垂旒執(zhí)笏”的帝王相。朱彝尊有更具體的描繪：“祠以宏麗相尚，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腸腑則以金玉珠寶充之，髻空一穴，簪以四時花朵。”

人為地把一個活人偶像化、神圣化，供奉起來，作為崇拜的對象，因而其褒頌之詞當然是無以復加的，比如：“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 由此可見當時風靡全國的建生祠運動，所營造的對魏忠賢的個人崇拜已經(jīng)發(fā)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硬要把一個政治小丑打扮成“至圣至神”的模樣，如同乾坤日月一般。令人齒冷的是，參與吹捧的官僚未必不知道魏忠賢原是個吃喝嫖賭無所不為的地痞流氓，傾家蕩產(chǎn)之后自閹入宮，充當一個低賤的“小火者”，憑借他的陰謀與權術，一步步爬到了宮內(nèi)太監(jiān)的頂層。后來記載這段歷史的學者對此無不感慨系之，李遜之針對官僚們阿諛魏忠賢的現(xiàn)象說：“疏語皆揚詡贊嘆，幾同勸進，旨亦駢語相答，稱頌唯恐不至。”朱長祚也說：“竊觀一刑余之人，而天下貢諛獻媚，人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崇敬之，稱其功如周召(周公召公)，頌其德如禹湯(夏禹成湯)，以致遍地立祠，設像而祝厘焉。嗚呼，當此歲浸民匱之日，一祠之費奚若數(shù)萬金哉！

飛甍連云，巍然獨峙于勝境；金碧耀日，儼如天上之王宮。各題其額，則曰：崇德茂勛，普惠報功。兩翼其坊，則曰：三朝捧日，一柱擎于。”

在滾滾熱浪中，魏忠賢個人崇拜愈來愈離譜。不知從那里冒出一個無聊文人——國子監(jiān)生陸萬齡，獻媚唯恐落后，居然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賢配祀孔子，以魏忠賢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國子監(jiān)西側建立魏忠賢生祠。這個最高學府的學生如同癡人說夢般信口胡謅什么“督廠魏忠賢提不世之貞心，佐一朝之乾斷，披丹開導”云云，還說魏忠賢芟除東林黨猶如孔子之誅少正卯，魏忠賢編《三朝要典》猶如孔子之筆削《春秋》，因此，“其功不在孟子之—下。”離奇荒誕，登峰造極。

一個尊奉孔子為大成至圣先師的讀書人竟然恬不知恥地要讓文盲閹豎配祀孔子，以為魏忠賢的所作所為可以和孔予孟子比肩，簡直是斯文掃地，辱沒先師！居然還博得了一些人的喝采叫好，可見魏忠賢個人崇拜導致道德淪喪到了毫無是非可言的地步。

魏忠賢個人崇拜在短短幾年中風靡朝廷上下內(nèi)外，席卷全國，光憑個人再大的能耐也難成氣候，必定要有制度與權力的保障。有熹宗皇帝、熹宗乳母客氏以及眾大臣由內(nèi)而外由上而下的密切配合，方能形成一種社會現(xiàn)象。帝制時代，皇帝的權力至高無上，難以制衡。一種難以制衡的權力是危險的，它會導致權力崇拜，并引向迷信的程度。因此在那個時代出現(xiàn)皇帝個人崇拜是不足為奇的。然而魏忠賢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刑余之人，何以能成為個人崇拜的對象？這是值得深長思之的問題。關鍵在于皇帝和它賴以存在的專制制度，是熹宗本人把皇帝的權力讓給了他，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現(xiàn)于朝廷，手中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

熹宗朱由校即位時虛度十六歲，在此之前的歲月中父親(光宗朱常洛)沒有受到太子應有的教育，作為太子的長子，熹宗所受的教育更遜一籌。無怪乎明清史專家孟森說：“熹宗為至愚至昧之童蒙。” 朱東潤甚至認為熹宗是“文盲兒子”，“一字不識，不知國事”。這種說法未免有點夸張，但點到了要害，熹宗確實是明朝諸帝中最無知無能的一個。從他處理李選侍及移宮事件的一系列言行看來，說他是一個白癡似乎有點冤枉。不過他對于政治不感興趣，倒是不爭的事實。他一向貪玩，最大的愛好就是做木匠泥水匠。要是不當皇帝的話，他肯定能成為一名能工巧匠。問題在于他對于當皇帝，對于日理萬機地處理朝政，絲毫不感興趣。

每當他與親信太監(jiān)潛心于斧砍刀削之時，非平素親昵近臣不得窺視。魏忠賢每每乘熹宗興致勃勃埋首于泥木工時，從旁傳奏緊急公文。熹宗一面經(jīng)營鄙事，一面心不在焉地說：“你們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 既然皇帝聽任大權旁落而無所顧惜，便為魏忠賢提供了極佳時機，使他以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兼總督東廠太監(jiān)的身份操縱自如地把持朝政，并且把熹宗服侍得舒服妥帖心滿意足。熹宗因而對他愛護備至信任有加，對他的擅權百般容讓，在詔旨中與魏忠賢平起平坐，動輒稱“朕與廠—臣”如何如何(所謂“廠臣”即總督東廠的魏忠賢)。熹宗對他的褒獎是至高無上的：“爾忠賢之念急公家，勛高磐石....。.故特舉爾大節(jié)，載在汗青，以作楷一時，流芳百世。念爾自佐朕垂衣而治，六載于茲矣。夙興以圖，心力為悴……朕用是耳目四達，政事肇新。皆賴爾任勞任怨于一身，展經(jīng)展綸于三事，苦心茂績，軼古冠今。”這毫無疑問是內(nèi)閣輔臣代皇帝擬的諭旨，但畢竟是皇帝意旨的體現(xiàn)，正如朱長祚在引用這段諭旨時所加的按語說：“逆擋之蠱惑圣聰，事事歸功于己，而輔惡之諂媚權閹，言言稱頌其美。”因此楊漣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時指出：朝廷上下只知有魏忠賢不知有皇上，“宮中府中(宮廷和政府)大事小事，無一不是魏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實”。

魏忠賢的一步步發(fā)跡，直至控制朝政，宮內(nèi)有一個不同尋常的女人——熹宗的乳母客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這個客氏實在是一個不簡單的女人。她姓客，名巴巴，一名印月，原本是保定府定興縣人侯巴兒(又名侯二)之妻，十八歲時生下兒子后被選入宮充任朱由校(即后來的熹宗)的乳母。此人極為妖艷，朱由校大婚之前，她已“先邀上淫寵”。在熹宗心目中，客氏遠遠超出乳母的概念，是集各種女性角色于一身的不可須臾或缺的伴侶。熹宗即位不過十天，便封客氏為奉圣夫人，出入形影不離。及至熹宗完婚，忙于和后妃過從，客氏心中不悅，熹宗不得不用重賞撫慰，寵幸較前更甚。客氏偶爾外出，用八抬大轎，威風顯赫比后妃有過之而無不及。魏忠賢為了竊權，千方百計巴結客氏；客氏也想利用魏忠賢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兩人一拍即合，關系非同一般。而且配合得非常默契：“忠賢告假，則客氏居內(nèi)：客氏告假，則忠賢留中。” 當時人說，熹宗“內(nèi)有客氏保護起居，旦夕不相離；外有忠賢曲意逢迎，巧會旨趣”，“而忠賢素所寵信，氣指頤使，驟列大-，且倚客氏，表里為奸，事權一旦把握”。魏忠賢的肆虐，如危害皇后所生長子，迫害裕妃、成妃，任用可以任意操縱的王體乾為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等，多是客氏一手促成的。這個客氏在宮中稱為“老祖太太千歲”，往來乘坐小轎由宦官鳴鑼開道，儼然”‘熹宗八母”之一。她與魏忠賢“對食”，策劃種種陰謀，直至使熹宗“無后”，政治野心非同小可。后世歷史學家把他們二人相提并論，稱為“客魏”，是“客”在前“魏”在后，實在是深知其中三昧的畫龍點睛之筆。

有了熹宗和客氏的縱容與支持，如果沒有一大批宵小之徒吹喇叭抬轎子，魏忠賢個人崇拜決不可能發(fā)展到如此地步。魏廣微、顧秉謙等內(nèi)閣大臣，把政府大權拱手相讓，甘心淪為幫兇與附庸，人們譏諷為“門生宰相”“魏家閣老”，造成“內(nèi)外一體”“宮府一體”的局面。

推而廣之，掌握人事權的吏部、都察院，掌握軍權的兵部等要害部門的大臣，以及地方封疆大吏，幾乎個個以爭當魏忠賢親信甚至于兒義子為榮，獻媚諂附無所不用其極。對于他們個人而言，是道德與氣節(jié)的淪喪，是丑惡靈魂的大暴露；對于整個社會而言，這幫吹鼓手演出了一幕幕個人崇拜的大合唱，敗壞了社會風氣。這幫人的數(shù)量是不小的，《明史》的“閹黨傳”只列舉了一些代表人物，如魏廣微、顧秉謙、崔呈秀、劉志選、曹欽程、王紹徽、霍維華、閻鳴泰、賈繼春、田爾耕、許顯純等。崇禎初年清查“閹黨逆案”的結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謀六人，交結近侍十九人，交結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軍犯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十五人，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頌四十四人，共計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網(wǎng)”五十七人，那么共計三百一十五人。可見“閹黨”聲勢之大。

在一個皇帝、一個女人、一幫吹鼓手的推波助瀾下，魏忠賢的“無上名號”愈來愈多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離奇：廠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爺、祖爺、老祖爺、千歲、九千歲，對于九千歲魏忠賢似乎還不滿意，因而有些人干脆叫他“九千九百歲”。呂毖《明朝小史》說：“太監(jiān)魏忠賢，舉朝阿諛順指者但拜為干父，行五拜三叩頭禮，口呼九千九百歲爺爺。”

歷史上“千歲”、“九千歲”時有所聞，“九千九百歲”聞所未聞，距離“萬歲”僅一步之遙，魏忠賢個人崇拜已經(jīng)達到它所能達到的頂峰了。如果熹宗不是在天啟七年死去，瘋狂的魏忠賢個人崇拜運動將會發(fā)展到何種地步，是難以預料的。

人們在驚詫之余，必然會問一句：難道是偶然的嗎？歷史學家批判的鋒芒不僅應該觸及具體個人的靈魂，而且應該觸及一種制度一個時代固有的劣根性。別以為魏忠賢個人崇拜是歷史上的特例。只有要專制政治的土壤，形形色色的個人崇拜就不可能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