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51年，波斯帝國(伊朗舊稱)遭新崛起的阿拉伯帝國侵襲，京城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達南城)淪陷，波斯國王伊嗣俊殉難。伊嗣俊的兒子、也就是帝國的王儲卑路斯“火線繼位”，一邊率殘軍退守抵抗，一邊求助“國際干涉”。卑路斯首先退守到了吐火羅(今阿富汗一帶)，在吐火羅人幫助下，一度收復了邊疆失地。然而，好景不長，在阿拉伯帝國的瘋狂反攻下，卑路斯和吐火羅人難以招架，于是他們聯合向外求援，卑路斯提出到大唐“政治避難”。國破家亡，波斯君主最后關頭為何向大唐尋求“政治避難”？

史學家多是從軍事實力對比分析原因。公元7世紀，世界只有兩個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那就是大唐與大食(阿拉伯帝國)。兩國爭奪的焦點就是現在的中亞與西亞。大唐帝國曾與阿拉伯帝國大小爭戰20余次，大唐軍隊“勝多負少”。所以，當時西域各國，也就是中亞和西亞地區，政治流亡者首先想到去中國避難。從軍事力量的對比上，只有大唐帝國能抵制大食的東進。其他中亞諸國，包括東羅馬帝國，根本罩不住流亡政權。當然，這類分析也是不錯的，但顯然不夠全面。這里，除了不可或缺的軍事原因，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世界“正統”地位。

無論是東羅馬帝國，還是波斯帝國、西亞諸國，甚至阿拉伯帝國眼中，大唐帝國無疑是占據“世界主體文明”的國家。這主要有兩個標志：一是占據政治文明制高點;二是擁有她主導的、高舉國際正義旗幟、具有軍事干涉能力的國際組織——天可汗。從政體的先進性和影響力而論，唐均堪稱世界領先。是時，和中國保持“政治交往”的國家多達七十多個。大唐政治，可謂紅遍世界。

而說起中國主導的國際組織“天可汗”，眾所周知。它不是一個簡單名譽稱謂，也不是一個紙糊的王冠，而是一種實質性的國際組織體系。昔日“天可汗”，從范圍上，算不上今日聯合國，但卻相當于“東方北約”。這是中國主導的第一個“國際組織機構”，其作用主要是政治與軍事兩方面，擔當起兩方面義務，維系國際和平，仲裁各國間之紛爭，為天可汗之首要任務。維護各國獨立，不受強國侵略，為天可汗另一職責。為表示對天可汗之絕對服從，各國嗣君即位，必由天可汗下詔冊封。各國軍隊必須接受天可汗之征調，受征中國平亂。

因為有了天可汗組織，公元七世紀“國際道義舞臺”就此成為“中國領銜”表演。日本人稱此時的大唐帝國為“中國歷史上最具世界主義色彩的朝代”，亦非虛語。“烈烈王者”所向披靡。弱國被強國欺凌，大唐豈能坐視不管？高宗欣然接受了卑路斯請求，馬上設立波斯都督府(今伊朗境內的扎博勒)，以卑路斯為波斯都督府都督，將波斯與大唐“安西都護府”連成一片。然而，由于波斯都督府沒有中國軍隊駐扎，波斯全境不久終被大食吞并，波斯都督府也無法獨存。公元670年，高宗招卑路斯入朝，授“右武衛將軍”銜，命人修建長安波斯寺，卑路斯與其子泥涅斯得到妥善安置，先后定居長安。

盡管大唐沒能幫助波斯復國，但攝于大唐之威，阿拉伯大軍終究未敢窮追卑路斯到中國內地。扶弱濟困、主持正義的大唐帝國，還是贏得了弱國的尊重，“天可汗”占據了政治道義的制高點，而且在軍事上，基本保持著對大食的絕對優勢。阿拉伯大軍在天寶前期的幾次中等規模的沖突里均敗于唐軍，后來傾其國力發動怛羅斯會戰，20萬阿拉伯軍面對3萬唐軍依然難以戰勝，最后只靠唐軍內部的反叛才將唐軍打退，而阿拉伯軍的自身損失卻是唐軍的幾倍。阿拉伯人雖勝尤恥，唐軍雖敗尤榮。后來即使安史之亂爆發，阿拉伯也終未敢進兵西域。

因為有了大唐帝國的存在，阿拉伯帝國東進的步伐被阻擋在蔥嶺之外。公元674年，卑路斯客死長安。這個國破家亡的波斯亡國君，因為有了中國的庇佑，安穩地度過了他的政治余生，避免了成為阿拉伯大食戰俘的可能。世界主體文明大國一個側證，就是她能建立起周邊國家包括流亡者信任的國際組織，成為各國政治流亡甚至叛國者的首選國。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時在世界遴選“政治避難所”，首推大唐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