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亦稱申子，戰國時期鄭國京縣（今河南滎陽，屬鄭州）人，約公元前385--公元前337，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以“術”著稱于世。韓滅鄭后，他被韓昭侯起用為相，進行改革。他在韓為相19年，使韓國走向國富兵強。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卒于韓都鄭（今河南新鄭，屬鄭州）。其著作《申子》，已失傳，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別人引用的零章斷句，比較完整的只有《群書治要》卷三六所引《大體篇》。

鄭國滅國之時，申不害年歲約在20～30歲之間。作為一個亡國之賤臣，申不害可能雜學諸說。因為在他之前的管子、李悝、慎到的學術理論中都有“術”的成份。有人根據申不害思想中有道家思想的痕跡，認為他是由道入法。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把他的思想僅歸為道法兩家。

申不害相韓時，韓國已處弱勢。韓昭侯即位不久，頗具雄心，任用賤臣申不害即為一例，申不害才華得有用武之地。

申不害學術思想及變法

申不害的學術思想，明顯地受到道家的影響，但他的直接來源是老子還是慎到，不得而知。但他的哲學思想與慎到有極相似之處，他們都遵循老子的大統一哲學。“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申不害認為，自然運行是有規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認為宇宙間的本質是“靜”，其運動規律是“常”。他要求對待一切事情應以“靜”為原則，以“因”為方法，“因”指“因循”，“隨順”。“貴因”指“隨事而定之”，“貴靜”的表現就是“無為”。申不害把這些原則用于人事，構成他的社會哲學思想。“無為”主張的淵源即《老子》的“絕圣棄智”，申不害的“無為”，要求的是君主去除個人作為的“無為”，以便聽取臣下的意見。但是，申不害僅僅把這種“靜因無為”的哲學思想用于“權術”之中。為了完善這種方法，他進一步發揮《老子》“柔弱勝剛強”的思想，要求君主“示弱”，決不是指君主無所作為，只是君主決策前的一種姿態。在關鍵時刻，申子要求君主獨攬一切，決斷一切。申不害的哲學思想，是君主哲學，是政治哲學。這種哲學由道家的“天道無為”演化發展來，是他的法家“權術”思想的基礎。

申不害主“術”，但他所說的“術”，是在執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來鞏固君主統治權的。因此他并不是不講“法”與“勢”的。

關于君主的權勢，申不害認識得很清楚。在戰國諸侯爭霸的情形下，君主專制是最能集中全國力量的政權形式，也是爭霸和自衛的最佳組織形式。他說：“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權力的表現，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勢”能。“權勢”是君主的本錢。

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秤輕重。”為了說明“法”，他提出“正名責實”的理論。“正名”主張，首先由孔子提出。申不害吸收了這個主張，是名分等級，不得錯亂。與孔子“正名”不同之處在于包括責任、分工的內涵。申子“正名”的意義在于確定了“主處其大，臣處其細”的大原則，而且把這個原則具體化，即把名分按實際情況規定下來，然后進行任命，聽取意見，檢查監督。

申不害的“名”，主要是政治概念，他的“名”是法的等值概念，是為人君制定的工具。所謂實，也就是君主給臣下規定的責任和職權，是臣下遵從君主的規范。申不害本來是勸戒君主發號施令要慎之又慎的，但其效果是加強了君主的個人專制。申不害找不到如何提高君主權威，而又能制約君主的方法，這是一個二律背反的問題。什么是“術”？申不害沒有明確規定。“術”是君主的專有物，是駕馭驅使臣下的方法。“法”是公開的，是臣民的行動準則，而術卻是隱藏在君主心中，專門對付大臣的。申不害說，“君如身，臣如手”，既然如此，君主仍要對付大臣是由復雜的社會斗爭所決定的。春秋戰國時，臣下弒君，釀成習氣。現實告訴申不害，人君的主要威脅不是來自民眾或敵國；而是來自大臣。所以他一再告誡君主，對君臣關系要有清醒的認識，那就是不相信所有的大臣。

申不害認為，君主有了勢，定了法，其地位還不是穩固的，必須有兩面之術，不然勢與法就會變得威嚴而不受用，刻板而不通達。如果以術來聯通勢與法，就如虎添翼，無論動靜，都會使臣下懾服。他的術分兩類，一類是控制術，像前面提到的“正名責實”，就是講規定職責，考校監督的。還有如君主以靜治動的，無為而治的，這些屬于領導管理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類是搞陰謀，耍手腕，弄權術。

玩弄權術，當然不是自申不害開始，但他是第一個在理論上的系統研究者，這在官場的政治斗爭中，很受歷代統治者的喜愛。但從本質上說，無補于穩固政權。因為既然有馭臣之術，必有欺君之方，爾虞我詐，你爭我斗，加劇了政權的不穩定性。

申不害研究術，有正面的領導控制方法，也有陰謀詭計，我們現在不能說他是否道德，但可以說，他的思想和研究是可以啟迪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