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同為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環境下，在不同君王的手中，往往能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昏君手下，他是一個佞臣，而在明君手下，他則是一個良臣。隋末唐初，就有這么一個奇特的人物，他既有文才，又有干才;他曾用優美的文字撰寫了《西域圖記》，把當時西域四十四國的山川地貌、風俗民情，記載得十分詳盡，十分耐讀。他歷仕楊隋、宇文化及、竇建德、李唐四家，前后經六十余載，“年八十，精明不忘”。更奇特的是，他先諂媚逢迎于隋煬帝楊廣，出了不少禍國殃民的壞主意，是一個大佞臣;而降唐后，卻變成了忠直良臣，成為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諫臣。這個人就是裴矩。

裴矩，山西聞喜人。先以隋朝吏部侍郎的身份掌管與西域諸胡的交易，在他掌管與西域諸胡的交易時，為了招徠胡人，不惜花費巨資。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是這樣記載的：“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于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于亡，皆矩之倡導也。”

更有甚者，裴矩向隋煬帝建議，邀請西域各國到東都洛陽參觀天朝盛威。于是，在洛陽端門一帶大陳百戲，光樂隊就有一萬八千余人，整整延續了一個月，花費十分浩大。不僅如此，他還讓外來者在各個飯店白吃白喝，美其名曰：“中國豐饒，酒席例不取值”。時值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北方冬季，他命人用絹帛纏樹，卻告訴不明就里的胡人，此乃“仙晨帝所”。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他導演這出“盛世”天朝大戲之時，長安一帶，民大饑，百姓流離失所，人畜多有餓死。就連有的胡人都當面質疑：“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以如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對于裴矩的這些作為，士民恨之入骨，稱其為佞人。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就是這個在隋朝被稱為佞人的裴矩，在隋亡幾經波折降唐后，卻做了不少好事，成為唐初良臣。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裴矩以民政尚書的身份上表，對遭受突厥暴踐者給以撫恤，民眾欣然。

李世民對官員的行賄受賄深惡痛絕，想出懲治法：他密使左右用財物試探官員，果然有門官接受了一疋帛。李世民大怒下令處斬。就在此時，裴矩義正詞嚴地批評唐太宗，道：“為吏受賂，罪誠為死;但陛下使人遣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番話，說得唐太宗點頭稱贊。李世民不愧一代英主，當即“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把裴矩敢于當庭直諫的精神大大地表彰了一番。

為什么同是一個裴矩，在隋是佞人，而在唐卻成了賢人呢？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是這么評論說，君主如同測影子的表，臣子便是表所映出影子，表怎么動，影子就會隨表而動。若君王不喜歡別人說他的過錯，那么忠言就會變成佞語;若君王喜歡聽到別人的直言不諱，那么佞語就會變為忠言。司馬光在此提出了一個極其鮮明的觀點：即，上行下效。也就是，上梁正而下梁端，上梁不正下梁歪。

裴矩為隋臣時，隋煬帝楊廣好大喜功，好做假動作，好做打腫臉充胖子虛事。為了取悅皇帝，他便不惜勞民傷財，在洛陽導演了那場假富裕的大戲。可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提倡說實話辦實事，且善于聽取不同意見的皇帝，所以，隋朝的佞人，便在這樣的好皇帝領導下的好環境中，變成了賢人良臣。這就是“君明臣直”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