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報厚德”，當然是宣揚因果報應的迷信說法，在清朝張廷玉(清宮戲《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常見到以此公為原型的藝術形象)主修的《明史·列傳》第一百二十中，確實看到了楊家的“世代貴顯”的事實。“楊博……父瞻，御史，終四川僉事。”楊瞻也是個讀書人，是1519年(明正德乙卯十四年)的舉人，官授河南扶溝知縣，后來任陜西扶風縣知縣，再升為貴州道監察御史，改大理寺評事。

楊博，嘉靖八年(1529)進士。從戶部主事做起，到致仕前，“皇帝倚其為左右手”，加封他為少師兼太子太師。楊博的兒子楊俊民，也中了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從楊氏三代人做官的經歷來看，一個相同點就是科舉出身。能中舉，特別是中進士，說明三代人八股文都做得好，而且運氣不錯，用現在的話說是“學霸”一類人物。楊瞻的官做得快樂。他的官位并不是太高，最后一任為四川按察司僉事(正五品)，分巡川北道，駐保寧，也就是現在的四川南充市。他在那里8年做了一件“分外”事，即打造閬中十大景觀，并一“一景一詠，極表傾心陶醉之情”。雖然朝廷后來誥封他為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等榮譽，可那是他沾了兒子的光——明朝制度使然。

楊博的官做得兇險。其官場生涯大半時間與明朝的國防連在一起。初入官場，便進了兵部，先做武庫清吏司主事，又任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楊博在隨大學士翟鑾巡視“九邊”的守備部署時，對途中所經過的山川地勢、民情風俗、駐軍人數和戰斗力強弱等，都作了詳細的記錄。嘉靖二十五年(1546)，升任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到任后，楊博便推出一大戰略措施，即招募民眾墾田，穩定邊疆。又組織人們利用農閑，修筑肅州、榆樹泉、甘州、大蘆泉等地的墩臺(烽火臺)等軍事設施。為內遷的罕東屬人修筑了金白城等7座屯堡，供其居住，避免了他們與當地人爭斗，讓境內秩序井然。

轉到兵部做左侍郎、經略薊州和保定軍務時，曾兩次打退蒙古騎兵。一次，在而對10萬蒙古騎兵攻城時，他“身不解甲，在古北口關上枕戈面宿，并督促總兵官周益昌等全力抗敵”。蒙古騎兵在古北口攻打四晝夜而不能破關，只好改攻他處。楊博又招募敢死之士，利用夜暗，舉火驚擾敵營，蒙古人被迫退走。楊搏升兵部尚書后，遇到了大同右衛被蒙古騎兵圍困長達6個月、城中缺糧的危急形勢。皇帝任命楊博總督宣府、大同和山西軍務。好在楊博到達后，圍城敵軍已被侍郎江東等率部擊退。在任上，楊博建造偏箱，阻擋敵騎馳突;組織軍民修繕大同城墻，改善守備設施;修繕陽神等地的邊墻和壕塹，堵絕蒙古兵進入山西的通路;興修水利，招民屯墾，減少租額，安定邊疆，使得“九邊”宴然。

楊俊民的官做得磕碰。到戶部當尚書不久的萬歷十九年(1591年)，河南大饑荒，發生了人吃人的慘景，楊俊民奏請朝廷發放錢糧各數十萬賑災。可有人批評這事辦得緩慢了，楊俊民把責任擔起，自我彈劾請求罷職。奏疏六次上去，沒得到萬歷的批準。后來，萬歷派出宦官充任礦監稅使，掠奪商民。礦監所到之處，民窮財盡，“鞭笞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這成為明代一大惡政。楊俊民多次諫諍而“帝不問”，國內亂紛紛的，當時人們將這歸罪楊俊民，他只好把委屈憋在心里。

楊瞻有“花盆埋金”的道德投入，心理自然沒有負擔，輕松做官也是必然的。楊博打拼得很苦很累，而且常有生命危險，可他從沒有萌發過退意。盡忠盡責這道陽光照亮他前進的道路。盡忠盡責是一種政治誠信，不講古代的“貨于帝王家”，就是現代政治生活中，也需要不負重托的道德品格。楊俊民能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堅持下來，同樣是靠盡忠盡責那道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