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所處的時代，唐朝已走出了“大唐輝煌”。 安史之亂是轉折點，唐朝經歷了初期的貞觀之治和中期的開元盛世之后，開始由盛轉衰。德宗年間，重用宦官，縱容藩鎮，進一步加重了唐朝的危機。德宗死后，兒子李誦即位，是為順宗。而李誦早就身體不好，還在德宗活著將死未死之際，已是可大病纏身，后中風失去了說話能力，成了啞巴。一年后掌政的李誦也無法上朝理政，在位僅6個月就被轟下了臺。而就在他在臺上的短暫時間里，在他的支持下，以王叔文、王伾為首的“二王”進行了改革，史稱“永貞革新”。柳宗元就在這個時候登場了，時被任命為禮部員外郎(掌文教外交的中級官員)，成為“二王”改革的中堅力量，深深地卷入這場短促的改革之中。

要知道，柳宗元首先是個文人，其次才是“政治家”，一個不夠成熟的“政治家”。同時參與了這場改革的還有劉禹錫，此人在詩文上也是大名鼎鼎。這真是一個才人輩出的朝代，劉禹錫被同時代的另一大詩人白居易稱為“詩豪”。本是文人，卻要參政，注定是一場悲劇。也正是由于他們這令人矚目的文人的身份，——這也是我們今天知道他們的最重要的原因，使得這場短促的革新有了不同的意味，更加耀眼璀璨。而“二王”對劉禹錫更為欣賞，允諾事成之后，讓劉禹錫擔任宰相。這就還要涉及到另外一個人，他也值得一提，也是大文豪，三人一度還是好朋友，誰呢？韓愈韓昌黎。韓愈本人沒有涉及這場改革，但事關事后對這場改革的評價，他的一些遭遇影響著劉柳二人認知上的變化。我們今天更為孰知的是，韓愈與柳宗元共同倡導“古文運動”，“韓柳”并稱，他們是“唐宋八大家”之中的兩位唐時代人。我們還要知道，韓、柳、劉三人在中央共過事，有過交集。柳宗元和劉禹錫是同一年——貞元十九年(803)，從地方調任中央來的，劉禹錫任監察御史(相當于中央監察部處級官員)，柳宗元任監察御史里行(見習，與御史職權相同，薪水少一點)。當時柳宗元30歲，劉禹錫比柳宗元大1歲，是31歲。而韓愈比他們更要大點，已是35歲，中進士早1年，進中央早兩年，也剛剛晉升為監察御史。這樣，他們就走到了一起。以文會友，相同的志趣讓他們很快成了朋友，討論文學，唱和詩賦。這是一段愉快的合作期，韓愈后來寫長詩《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也說：“同官盡才俊，偏善劉與柳。”

俗話說：好花不長開，好景不長在，不久他們就產生了罅隙。因韓愈抨擊時弊，觸怒德宗，被逐出朝廷，被貶官為廣東陽山縣縣令。而當時劉、柳深受太子信任，正是朝廷里的紅人。韓愈所檢舉的京兆尹(首都一把手)李實，曾是劉、柳在縣里工作時對他們器重有加的老上級老領導，所以韓愈產生了懷疑，認為劉、柳兩人在背后說了他的壞話。而劉、柳兩人從韓愈突遭重挫的身上則看出了后臺的重要性，“朝中有人好做官”，韓愈朝中無人，沒有后臺，難免遭受厄運。也許正暗暗慶幸自己有個大后臺——太子李誦。也許正是因此，劉柳深深卷入，惜乎順宗短命，后臺沒靠住。“永貞革新”是曇花一現，從開始到結束，共146天，是另一版本的“百日維新”。 “二王”被貶，另外還有八人俱被貶為邊遠八州司馬，除柳宗、劉禹錫元外，其他六人為：韓泰、陳諫、韓曄、凌準、程異及韋執誼。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 二王八司馬”。“永貞革新”時間雖短但電光石火，影響深遠，同時爭議也頗大，一直評價不好。

而在這對“永貞革新”非議的評價中，韓愈“功不可沒”。對好友的懷疑未經坐實，后來事實也證明這是一個誤解，不過韓愈一直未曾諒解。舒蕪在《韓愈詩選》序中說：“對于政敵王叔文集團，包括對老朋友柳宗元、劉禹錫，真是悻悻之狀如見，切齒之聲可聞。”韓愈的長詩《永貞行》有幸災樂禍落井下石之嫌，后撰寫《順宗實錄》，其中也滿是詆毀和中傷。這也成為韓愈一生政治上的污點。相形之下，白居易倒是充滿著同情。韓愈在柳宗元死后為他寫的《柳子厚墓志銘》中，雖對柳宗元的人品、才學和成就做了比較客觀公允的評價，但提及此事仍語含譏諷。后世修《舊唐書》、《新唐書》及《資治通鑒》等書，關于“永貞革新”一直受韓愈的影響，基本照抄《順宗實錄》，據此立說。這樣便使得 “二王八司馬”形象受損，被說是“邪黨”，也有人說是“權力斗爭”，“秘書干政”。他們仿佛成了千古罪人，只是從清代以來評價逐漸增高。柳宗元曾寫《行路難》一詩反駁韓愈等人的不實之詞，劉禹錫臨終前也曾撰寫《子劉子自傳》為“永貞革新”進行辯護，企圖為王叔文恢復名譽。

歷史就是這么吊詭，“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當初韓愈被貶，沒有參與這場革新中來，兩年后又被召回長安。這時“永貞革新”已告失敗，自己從邊遠地區回到朝中，而舊友卻從朝中到了邊遠地區。在他被貶黜的灰暗日子里，正是“永貞革新”轟轟烈烈的時候，劉、柳正叱咤風云炙手可熱。現在輪到自己春風得意，而他們正吟著詩文，游逛著山水，排遣著內心的苦悶。“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一坐飛語，廢錮十年”、“失意多病，心如寒灰。”柳宗元先是被貶到永州，一呆就是十年。后受命回長安，正滿心歡喜，孰料又被貶至更遠的柳州。“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柳宗元和劉禹錫又一同回到長安，又一同再次別離，劉禹錫被貶到廣東連州。兩人衡陽分手，柳宗元寫詩相贈：“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柳宗元最終客死在柳州，年僅47歲。劉禹錫壽命長一些，活到71歲，幾經輾轉，雖未復起用，但晚年在洛陽還好有好友白居易、裴度等人相伴。他把柳宗元的詩文稿編為《柳河東集》，這也算是對好友在天之靈告慰吧。魯迅《白莽作<孩兒塔>序》中說：“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給它企圖流布的。”不知劉禹錫為柳宗元編《柳河東集》的時候，是否也有這種心情。

就這樣，柳宗元從“超取顯美”的高官一下子被貶為“自度罪大”的流囚，人生經歷了“過山車”般的劇變，精神上遭受了極大的打擊。或許，真的是江山不幸詩人幸，詩窮而后工，政治改革失敗，文學上的春天來了。柳宗元正是在流放期間創作了大量優秀的詩文。西方精神分析學派把不幸、苦痛、創傷、挫折都視為一個人創作內驅力。弗洛伊德在1908年發表的《作家與白日夢》一文中，談到了不幸、幻想與作家創作之間的關系，認為，文學創作的驅動力來自于幻想——白日夢，而幻想是一種未完成的愿望的滿足，來自于不幸。“一個幸福的人絕不會幻想，只有一個愿望未滿足的人才會。” “幻想的動力是未得到滿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個愿望的履行。它與使人不能感到滿足的現實有關聯。”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一脈相承，他說：“作家的生育的苦痛，就是為了怎樣將存在自己胸里的東西，煉成自然人生的感覺的事象，而放射到外界去。”

正是柳宗元這坎坷的外在經歷化作了他內在的創作驅動力。他沒有沉淪，也沒有選擇逃避，也深知這不可能。他在不幸中幻想，在苦痛中反思，他要把政治上的挫敗化為文學上的養料。這時候我們看到的柳宗元形象有三個：一個是《江雪》中所刻畫的倔強不屈、孤傲獨立，一個是《漁翁》和《永州八記》等山水詩文中的閑適超脫、怡然自得， 再一個就是包括《黔之驢》在內的《三戒》中所具有的自我批判、內心反省。活在矛盾的痛苦的狀態中，他需要靜下心來好好理一理頭緒了。永州環境荒涼，十年生活，不堪回首。司馬是個閑職，柳宗元真正的身份是個罪犯，這一點他很清楚。仕途沒了，朋友沒了，人生維艱。屋漏偏逢連夜雨，隨他來永州的70歲老母病故，愛女又夭折。而政敵仍然不放過他，時時監視，造謠誹謗，人身攻擊。33歲的柳宗元健康狀況極度惡化，“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致，內消肌骨。”王叔文被賜死后，他內心更加恐懼，“恒惴栗”， “行則膝顫，坐則髀痹。”大有一種大禍臨頭之感，小命畢竟捏在人家手里。一如一千多年前“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余秋雨在《柳侯祠》一文中，以抒情的筆調寫道：“炎難也給了他一分寧靜，使他有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于是，他進入了最佳寫作狀態，中國文化史擁有了《永州八記》和其他篇什，華夏文學又一次凝聚出高峰性構建”。

撥開籠罩在《三戒》上的迷霧，隱約可見隱藏其后的柳宗元對“永貞革新”一事自我反諷。本雅明說：“寓言的沉思必須清除對客觀世界的最后幻覺，完全用自己的手法，不是在世俗物質世界上嬉戲地而是在天堂的注視之下嚴肅地重新發現自身。”對于“永貞革新”，他只能采用文學曲筆，《三戒》就是通過三個寓言故事來表達。 “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什么事？當指“永貞革新”。這件事給予的教訓實在是太深刻太慘痛了，他說自己參加革新活動是“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這頗類似“黔之驢”，徒有其表，外強中干。所依靠的后臺——順宗皇帝李誦短命，靠不住。而依靠順宗李誦的力量，不正是在主人保護下驕縱“臨江之麋”嗎？順宗李誦退位，憲宗李純上臺，換了新主人，他們“改革派”立刻失勢，成了“永某氏之鼠”。而同僚包括自己在內得勢時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在別人看來，是不是有點“仗勢欺人”？弄弄詩詞歌賦還可以，玩起政治也算得上“無才無德”、“外強中干”了。和皇帝比是小人物，但能為皇帝所重用，也說得上“官高位顯”、 “上層人物” 。吳庚舜、董乃斌《唐代文學史》說：“柳宗元的某些寓言，古代有的注家和今天有的論者以為或許是因為后悔自己及禍而作。從那些作品的內容來看，這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柳宗元完成了《黔之驢》等的創作，警戒自己，也是在警戒他人后人。

由此可知，《黔之驢》實是一則驢被老虎吃的“悲劇”，而非是老虎吃驢的“喜劇”。 “黔之驢”是無罪的，雖然可憐，自有可恨之處。“黔之驢”的悲劇是柳宗元的悲劇，更是中國文人群體的悲劇。翻開一部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文人的悲劇史。自屈原以降，有司馬遷、嵇康、陶淵明、李白、杜甫，這就到了柳宗元、劉禹錫。韓愈也是，盡管與劉柳二人由好友而成為仇敵，但這是私仇，韓愈一樣不順，屢遭被貶。其后，蘇軾、辛棄疾、李贄，等等，等等，名單實在太長。他們的共同特點：有才、剛正、倔強、不馴，也有得意時改不了自高自大的壞毛病。這是一種“驢性”氣質，“驢性”精神，有幾位還頗跟驢有淵源，王粲、孫楚喜歡“驢叫”，自己也學“驢叫”，有“拗相公”之稱的王安石更是每日乘驢出游，而且不問方向，全憑性情，率意而行。這些人做做詩，寫寫文章，應該是最好的選擇，搞起政治無一不慘敗。也許，不經歷這番苦痛不足以成就詩文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