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遼、金、元、明、清五朝古都，這五個朝代里又有四個是由北方游牧民族掌權的，所以許多古老的地名都起得粗獷而大氣——即使當初的那些命名者已經不在了，可他們的性格依然通過永恒的景物獲得延續：一座山、一條河、一架橋抑或一塊人類的聚居地……譬如北京的湖泊，動不動就以海相稱，仿佛大得沒邊了。這在中國的其他古都，是少見的現象。杭州的西子湖夠大夠美夠富貴了吧(被比喻為西施的化身)，還是老老實實地叫作西湖。揚州也有座西湖，為了區別，只敢加了個“瘦”字：瘦西湖——顯得更文弱更謙遜了。南方的湖泊，怎么從名字上看，也跟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風？

老北京的皇城兩邊，各有三海。內三海指南海、中海、北海。外三海指前海、后海、西海——又合稱為什剎海。至于郊外的海就更多了。永定門外的南海子(包括頭海子、二海子、三海子、小海子等多處)，是元、明、清三代著名的皇家苑囿，即南苑。元大都西北角的積水潭，當時叫做海子或西海子，《元史·河渠志》稱其“聚西北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匯于此，汪洋若海，都人因名焉”。還有柳林海子呀什么的。甚至大名鼎鼎的海淀，原始的詞義應為“像海一樣的湖泊”——根據明萬歷年間蔣一葵《長安客話》的說法：“水所聚曰淀。高梁橋西北十里，平地有泉，彪灑四出，汨汨草木之間，潴為小溪，凡數十處。北為北海淀，南為南海淀。”

“海子”之名最早產生在唐朝。金元時期，北方游牧民族逐草而行、傍水而居;視水源為生命，跋涉很遠的路才能遇見——人畜皆喜，”凡水之積者輒目為海”(見《詠歸錄》)，也就有了把湖泊稱為海的語言習慣。在蒙古語里，一向稱湖為海子——恐怕從成吉思汗開始就這么叫了。他的子孫占領北京之后，自然也習慣這樣命名——在湖畔歇歇腳，松開盔甲，并且飲馬，是這些來自草原的騎士的最大夢想。

這些從未見過海的內陸牧民，在沙漠或枯草季的荒野馳騁久了，靈魂有著先天性的渴意，見到了波光瀲滟的湖泊自然無比滿足，以為尋找到了海的替身。要知道，真正的海對于他們來說，是祖祖輩輩流傳的神話，是僅僅靠馬鞭無法抵達的幻境，但同時又是一種致命的誘惑。難道他們犯了一個錯誤：以為這異域的湖泊就是海了？不，不是這樣的。把湖泊稱為海子，不過是止渴的一種方式而已。蒙古人藉此而獲得征服更大的水域的野心與勇氣：相信海洋也能像劃歸版圖的這些湖泊一樣成為自己的囊中之物。恐怕正因為這種天性中的豪放(連給湖泊命名都如此夸張)，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才締造了空前絕后的一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

而元朝，才做了別的朝代沒敢做甚至沒敢想的事情：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兩次跨海東征日本。尤其第二次，分別從朝鮮和舟山群島出發，總兵力達十四萬人，船只共4400艘，被稱為“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場以前最龐大的渡海部隊”。黃仁宇說：“在現代社會出現之前，很難能有一個陸上強國也可以同時成為一個海上霸王。”這兩次跨海作戰都以失敗而告終，更像是理想主義的行軍：草原的騎士渴望成為大海的水手——并且不計代價地這么干了。這種豪賭(并且連續賭了兩次)，是別的民族無法想像也無力承擔的。雖敗猶榮的蒙古人啊，曾經是海上的堂吉訶德——把大海當作敵對的巨人了。

這兩次渡海東征的最高指揮者，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占據北京，摒棄了金亡后的中都城，另起爐灶，于1266年開始營造以北海瓊華島為中心的新大都，歷時十九年竣工。北海、中南海乃至什剎海，頓時都成為這位雄視天下的霸主私人的金魚池。元大都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在《馬可·波羅游記》里稱作“汗八里”(汗王之城的意思)：“大汗平時住在都城，在每年三月離開此地，向東北方前進，一直瞳到距海僅兩日路程的地方……當大汗向海濱前進時，會有許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著狩獵活動而出現，這真可以說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戲所無法比擬的。”

從這段敘述里，能管窺出忽必烈對大海的向往與好奇——不知他一生中是否親眼目睹過真正的海？對于他來說，恐怕只有征服才是最刺激的游戲——他一直很認真地玩著。他在北海的湖心瓊華島(又稱萬歲山)指點江山，揮霍一生，不僅命令麾下乘勝攻取了南宋小朝廷茍且偷生的杭州西湖，而且孕育了更為膨脹的欲望：向真正的大海進發，向日出的地方進發，搶渡日本列島——這是天之驕子對海之驕子的挑戰。北海的波光與濤聲喲，曾經為他心游萬仞的豪情伴奏。北海中的瓊華島，是根據“蓬萊仙島”的傳說設計的，忽必烈最喜歡住在山頂的廣寒殿——這是他的月宮。一位住在月亮上的帝王，連夢想都是那么縹緲，清高乃至浪漫。

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襲了元故都的規模與格局。把中南海、北海包括在皇城之內——愛稱為太液池(“太液秋風”是燕京八景之一)。又把皇城之外的什剎海尊稱為玄武池——因為什剎海彼岸有一座供奉玄武神的火神廟，系唐代遺留的古建筑。到底是漢人的皇帝，連結湖泊起的名字都引經據典，別有涵義，好像有多大學問似的，而且多多少少帶一點實用主義——太液池和玄武池的命名，都有防火除災的寓意。其實，防不勝防。

我還注意到這樣的落差：蒙古人把湖稱為海，豪邁中不無夸張——如同他們面對世界的那份主人般的狂放;漢人則把湖比喻為池塘了(是養魚池呢還是游泳？)象征著人在神面前的謙虛乃至自我貶低。前者是天地的主人，后者是神的奴隸。據說每逢火神誕辰或皇宮發生火災時，明朝的皇帝必定特派大臣去玄武池畔的火神廟叩頭朝拜，祈禱神靈多加關照。所以即使在給事物的命名方面，這個民族也不敢夸大其辭，文雅有余而野性不足。果然，明朝是最熱衷于修長城的一個朝代，對外擴張的野心也是最小的。雖然有鄭和下西洋(由一個太監而不是由一個將軍擔任船長)的偉跡，外交和外貿的色彩較濃，大相逕庭于蒙古人遠征日本的那種賭徒式的悲壯。當然也可以說，這是文明的進步。但對于歷史而言，一次失敗的賭博或許比一樁成功的貿易更蕩氣回腸，更令后人嗟嘆。我想，明朝正是因為骨子里的保守與懦弱而亡國的。

在明朝，那些曾經生怕淪為忽必烈汗階下囚的日本人變得強大了，反而渡海來大陸劫掠——倭寇，是很讓明朝皇帝們頭疼的事。這甚至遺傳給了清朝——清朝對大海簡直充滿恐懼，所以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大清帝國的勁敵，大都來自海上——以其堅船利炮，羞辱著生病的東方獅子。慈禧太后挪用了二千四百萬兩白銀的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她在昆明湖上泛舟，卻輸掉了那場著名的海戰——大清帝國首先是在海上被打垮的，它甚至保衛不住自己漫長的海岸線。更何況地平線呢。于是它成為地平線上最慘痛、最恥辱的一次落日：版圖遭到了西方列強的瓜分，徹底葬送了忽必烈汗時代的尊嚴與遺產。

那些把湖泊稱為海，有著廣闊的胸懷和超人的視野的英雄，都哪兒去了？那些逐水草而居、彎弓射大雕的游牧者，那些快馬加鞭、風雨兼程的夸父式的騎手，都哪兒去了？那些縛龍的長纓，馭風的神駒、勢如破竹的寶劍，都哪兒去了？那些氣吞萬里如虎的悲歌慷慨之士，都哪兒去了？太液池和玄武池，飲了八國聯軍的馬。防火的寓意也成了莫大的嘲諷：稱為“萬園之園”的皇家林圓明園，首先被焚之一炬。固若金湯的長城，沒擋住敵寇的鐵蹄……

直到若干年后，北京的海子才恢復了壯志雄心，才恢復了“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豪情——作為其代表，中南海成為中華民族的心臟。這里住進了一個偉人，他甚至敢于責怪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中南海這個名稱，無疑已帶有政治的意義：從中南海懷世堂里傳出的，是新中國的聲音。中南海，終于真正地像海了——甚至比海洋還要遼闊、還要豪放。一個民族充滿了在大海上航行的感覺。一個民族在尋找著自己的舵手。哪怕這又是一次理想主義的遠征——但終究是積極的、偉大的，標志著這個飽受凌辱的民族并沒有沉淪，而是在不斷地調整航向、謀求發展。在航行中，它學會了規避漩渦、暗礁;在航行中它永不言敗，并且最終戰勝了風浪——掛滿的風帆就像新長出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