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一本揭開日本天皇裕仁神話的傳記《裕仁與現代日本的誕生》被授予當年普利策獎的傳記類獎項，獲得評論界和學術界一致好評。此書最近由新華出版社譯成中文。該書作者是紐約州立大學賓厄姆頓分校歷史系教授赫伯特·比克斯。

比克斯二戰后曾作為美國海軍預備役軍人在日本服役，上世紀六十年代進入哈佛大學攻讀研究生課程，開始對日本全面研究。他對裕仁天皇在國家中的作用很感興趣。直到裕仁于1989年逝世后，有關文獻資料才得以披露，這為比克斯的寫作創造了條件。

裕仁始終處在戰爭決策中心

過去人們一直認為，裕仁天皇不過是個無足輕重的傀儡，1937年軍方發動全面侵華戰爭，4年后又與美英兩國開戰，不掌握實權的裕仁只能被動接受軍方的決定，從來沒主動表示過支持。裕仁還被描述為一個和平主義者，他反對軍國主義，尋求通過外交手段解決問題，裕仁甚至被說成是君主立憲制下的“正常”君主，是一位在1945年對所發生的一切承擔了責任的“勇敢的失敗者”。而《真相》一書徹底打碎了所有這些神話。比克斯先生深入研究曾與天皇共事的皇室官員、資深政治家、軍方將領在裕仁去世后發表的官方文件，借鑒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學者對天皇和日本侵略戰爭的研究成果，從而揭示出一個不事張揚，在幕后行使憲法賦予其巨大權力、經常在關鍵時刻干預軍事和政治決策的君主的真實面目。作者指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裕仁代表了為侵略戰爭辯解、確保日本軍事行動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在位期間裕仁天皇直接或間接阻礙了日本人民中萌發的民主傾向。

比克斯在書中所描述的裕仁是一個復雜、固執、內心充滿矛盾、神經質的人，在位的頭20年里，他只關注與自己的統治有關的事，他生命中最主要的使命是保護皇室和日本帝國。他從小就接受儒教和被理想化的武士道價值觀的熏陶，被要求去承擔沒有人能夠承擔的重負。最終這些責任被證明超出他所能承受的限度，可由于當時美日兩國保守派領導人的庇護，裕仁得以逃脫罪責。

談到裕仁在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的作用時，比克斯指出，裕仁始終處在決策中心，并擁有巨大權力，甚至能夠在政府作出決策之前就加以干預。在裕仁與日本軍方的關系問題上，比克斯通過研究史料得出結論，1931年日本關東軍圖謀出兵占領中國東三省時，裕仁最初還有些猶豫，后來當戰事進展順利時，裕仁性格中的“現實主義”和機會主義傾向占了上風，他轉而把寶押在軍方身上，成為領土擴張的公開支持者。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裕仁更加積極地介入軍事決策。盡管就其性格而言，裕仁并不是一個會陶醉于戰爭的人，但在隨后的4年中，以最高統帥的身份關注中日戰爭改變了天皇，使他更傾向于與美英冒險一戰，更習慣于對戰事加以干預，更容易受到日本企圖在東亞建立所謂國際新秩序口號的影響。這最終導致1941年10月裕仁任命在中國問題上不肯對美國作出任何實質讓步的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為首相，而沒有選擇建立一個以皇室成員為首相的內閣，錯過了和平機會。裕仁不僅支持東條的政策，而且出于本能地和東條一樣堅持不讓步。

美國政府當年不追究裕仁天皇的戰爭責任給今天的日本帶來何種影響呢？比克斯教授說，美國在占領日本后，希望保留天皇制，對裕仁加以庇護，但條件是首先剝奪其政治權力，且裕仁必須在對日本實行政治改革方面與美軍占領當局合作。按照麥克阿瑟和杜魯門政府的計劃，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利用天皇的影響實行日本的非軍事化，并且改變明治以來日本的政治架構，進而推行他們的民主化改革。美國占領當局的第一個目標很容易就實現了，因為日本統治集團已經決定實行非軍事化，并早在麥克阿瑟到來之前就已經這樣做了。然而，實行民主化的目標困難重重。為了使所謂“象征性的天皇制”合法化，美國決策者聲稱日本實行的天皇制與西方民主在理論上是相容的，這種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美國民主改革的作用。幾年后出于冷戰需要，美國干脆放棄了所謂的民主化改革。

美國占領當局庇護裕仁，讓他繼續在位，并把他描繪成一位和平主義者，是導致日本長期以來對其侵略戰爭沒有正確認識的重要因素，裕仁聲稱日本當時面臨民族危機，日本青年作為忠實的士兵，入侵了其他國家，有理由擊斃敵人。日本戰敗后，日美有關當局掩蓋裕仁天皇在戰爭中的作用，美化日本侵略別國的行為，在中、韓和其他遭受日本占領和殖民統治的國家播下了對日本不信任的種子。在美國支持下建立的戰后君主政體很快倒向前政權的所謂“溫和派”政治家，而這些人始終將日本的侵略戰爭看作是出于自衛，為了全亞洲人民繁榮的“正義”之戰，而正是這些人不時在日本的侵略戰爭史問題上翻案，宣泄一番他們的真實思想。

比克斯認為，保留天皇制度，讓裕仁繼續在位給日本造成的問題遠遠多于所解決的問題，因為這延緩了日本國民面對自己國家的侵略戰爭歷史，導致對戰時歷史的歪曲，阻礙了日本的民主化進程。

錯誤歷史認識還會延續下去

裕仁天皇從來沒有受過調查，也沒有受到法律的審判，這實際上是中世紀“統治者凌駕于法律之上”這一法則作祟，消除其影響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在美國也有一些人看到了這一點。1999年在東京舉行的一次“人民的審判”中，裕仁天皇受到了象征性的審判。盡管這種審判不具備法律的約束力，但在歷史的法庭上，犯有罪行的國家元首應當、也最終將受到歷史學家和公民的審判，而且這種審判并不是最終的，它將隨著新證據的出現而作出新判決。

比克斯教授認為，60年來，許多日本人一直在對日本那段歷史進行批判性反思，九十年代末的一些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日本公民接受了日本侵華戰爭是日本發動的一場非法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而中國軍民進行的是一場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戰爭這樣的觀點。但在日本國內，人們對于這場戰爭及其后果等問題仍然存在很大分歧。

比克斯教授指出，占統治地位的日本政治集團的政治立場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世界其他國家對日本的看法，掌握輿論工具的少數人也總有機會表達其立場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那種歪曲事實的錯誤歷史觀還會在這些人中延續下去，并影響輿論。

比克斯教授說，在美軍占領初期，日本的知識界在戰爭責任問題上的態度遠要比他們的德國同仁來得更徹底，可是戰后在亞太地區確立了其霸主地位的美國卻向日本施加壓力，要日本斷絕和中國的外交與貿易往來，在冷戰中站在美國一邊，于是包括裕仁天皇在內的日本領導人采取了遠離亞洲，拒絕反省日本戰爭罪行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