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6年上半年里，暴力是廣州城的主旋律。這里的反帝、反白人特權的情緒都已達至暴力的程度，對長江流域和北方軍閥的仇恨，也達至暴力的程度。廣東本身的暗中權力斗爭，更達到了暴力的極致。許多后來名滿全球的中國人，這時都聚集在廣東，為改變中國人的無知蒙昧而奮斗，也為爭權奪利而相互傾軋。與此同時，他們狂熱地工作，組織規模巨大的北伐軍事行動，準備征服全中國。為了喚起全國大眾，贏得對自己的支持，他們也進行暴力斗爭，以結束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對整個中國的控制。

若沒有俄國幫助，國民黨軍隊1926年從廣東開始發動的北伐能否成功，令人懷疑。但中國最終卻為這種幫助付出高昂代價，包括無數國人的生命、巨量的財產損失、連年的武裝沖突，以及對各個外國政府的長期不信任，而這些國家的友誼和幫助卻是中國急需的。俄國人的卷入跟蔣介石無關。那是中國革命領導人孫逸仙醫生留下的遺產。孫逸仙1925年在北京過世。他在世時，由于美國及自由歐洲各國拒絕向他施以援手，他只得轉向莫斯科求助。有一陣子，他以為日本或許能成為中國的摯友，但看清了日本的野心及用意后，他的幻想破滅了。最后，不得已之下，他向華盛頓提出了一個秘密建議，若真被接受了，世界歷史必將被改寫。

這條消息，是我在廣東那幾個月里挖到的最大獨家新聞。它先在費城的舊版《公共記錄報》及波特蘭的《俄勒岡人報》發表，卻未在美國引起絲毫興趣。消息傳回廣州后，隨即引來充滿敵意的否認，不久卻又沉默了。原來，指責報道為“捏造”的官員們發現，孫中山的提議早已進了官方檔案，分別存放在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和華盛頓的美國國務院里。

頭一次接觸這些秘密的國際動向，是從一個被排擠的廣州官員那里聽來的。此人待在香港，正牢騷滿腹。他罵國民黨的現任領導是“一群該死的中國赤黨”，說到火冒三丈時，一時口快，提到孫中山已經對“跟俄國人的交易”感到后悔。根據這項交易，中國共產黨人可以加入國民黨。他說，孫中山已經請求美國出面挑頭，組織武裝干涉，從俄國人及日本人手中解救中國。他警告：“不能引述我的話。不過，這都是事實，全在你們領事館的檔案里。問問詹金斯就知道了。”此人今天(1943年)還健在，我從未透露他的名字。我找到美國駐廣州總領事詹金斯，提出我的問題。他一聽，驚呆了，絕口不提此事。于是，我把如何獲得消息的過程詳細告訴他，只是沒提消息來源的名字。最后他說：“我不能給你看文件，不過，如果你把聽到的內容復述一遍，我可以告訴你哪些部分是真實的，并糾正錯誤部分。”以下是經過確證的故事：一開始，孫中山便希望美國及英國承認他的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并援以資金及武備，助他以武力統一中國。但每次與兩國打交道，都遭到斷然拒絕。于是他轉向俄國求助，馬上得到響應。

到1923年年底，孫醫生開始警覺了。經國民黨內中國共產黨員的推動，國民黨被全力推向極左。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數百名中國籍畢業生，試圖將中國的這場革命，融入世界范圍的共產主義革命計劃。孫中山由此感到，中國的未來地位和福祉，可能要服從莫斯科的反帝總體構想了。適逢美國駐華公使雅各布.古爾德.舒爾曼(JacobGouldSchurman)博士于1923年末訪問廣州。孫中山絕望之下，要求與他會面，并舉行了秘密晤談。孫中山要求舒爾曼博士請華盛頓出面，與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及其他較小的條約國溝通，看各國是否愿對中國作聯合干預，為期五年。

孫中山提出，他可以發表正式倡議，邀請此項干預，并愿意盡余生之力，投身宣傳工作，勸導中國人民與這場干預合作。他預先對計劃作了詳盡設計，考慮了所有細節。他要求被請的國家聯合出兵占據各省首府，并對鐵路、河流、港口、電報實施軍管。他要求美歐各國派出大量軍事專家、鐵路專家、金融專家、水利工程師、公共健康行政人員、教育專家及其他培訓顧問，來華工作五年。他要求行政專家們不僅要幫助組建一個可運作的中央政府，還要在中國的十八個省組建高效的地方政府。

他的想法是，五年里，外國軍事力量可幫助鎮壓軍閥及土匪，中國便可在和平與秩序中真正獲得生命。他提議，至保護期的第五年初，中國必須舉行全國及各省的選舉，然后將權利逐步移交給中國人民自己選出的領導人。對這項提議，華盛頓并不熱情，不過確實與歐洲的幾個大國作了溝通。同樣的，歐洲各國無一對此做過嚴肅考慮。一次大戰結束時，各國曾在西伯利亞地區作過聯合干預，遇到過極大的艱難險阻。顯然，這使各國一聽到類似的計劃便膽寒。而且，即使政府有興趣，當時的美國國會和英國議會看到任務如此龐大，也絕不可能批準。

在1923年，面對各國如此扶持中國的舉動，日本最多只會發出無力的口頭抗議。假如這一保護計劃成功，“九一八事變”肯定不會發生。遠東的歷史，甚或世界的歷史，都會向好的方向發展。1925年1月，在死前兩個月，孫中山再次作出同樣的懇求，還是徒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