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的《成都晚報》刊發報道：“蔣總裁昨已離蓉飛臺。”楊曬軒、徐震球等看到這個新聞后，灰心喪氣。不料，當天下午，蔣介石竟又在成都城門街頭公開露面。“捉蔣敢死隊”連呼上當，重新組織力量伺機行動。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后，蔣介石把最后的賭注押在了大西南，親臨重慶和成都指揮。正是這時，中共地下黨秘密組織了“捉蔣”行動。

“大霧初降”行動流產

1949年11月，劉鄧大軍從川東發起攻勢。蔣介石飛抵重慶坐鎮指揮，他的臨時府邸就設在重慶西郊山洞的公館里。重慶地下黨當機立斷決定實施“除蔣”行動，重慶別號霧都，故行動代號取兩者的諧音為“大霧初降”，由地下黨員、擔任國民黨反情報隊隊長的徐震球負責。

要活捉蔣介石談何容易？靠武力強攻，連蔣介石的汗毛都碰不到。可行的方法只有利用他身邊的人，出其不意。一次，徐震球與國民政府內政部第二警察總隊總隊長彭斌談論當前形勢，身為國民黨陸軍中將的彭斌表現非常消沉。徐震球心中一動，覺得彭斌是個合適的人選，于是就找機會與彭斌拉近關系，兩人很快親密起來。徐震球說出“大霧初降”計劃，并勸彭斌仿效張、楊。彭斌先是一驚，沉思良久后表示將相機行事。兩人密議了行動方案：彭斌在自己的隊伍中發展可靠人員，行動地點選在蔣公館或機場。后來，徐震球多次與彭碰頭謀劃，但直到重慶解放蔣介石出逃，彭斌仍猶豫不決，“大霧初降”行動最終流產。

1949年12月24日，彭斌發布起義通電，解放后曾任貴州軍區高級參議等職。關于“捉蔣”一事，彭斌后來曾解釋道：解放前夕，重慶衛戍總司令楊森懷疑他不穩(彭斌早年曾參加劉伯承領導的瀘州起義)，向蔣介石密告，內二警失去蔣介石信任，11月25日就撤離負責守衛的機場、公館等要害部門，無法接近蔣介石。

同年12月1日，成都大小報刊發布了一條消息：蔣總裁昨日蒞蓉。蔣介石出現在黃埔樓，他強打精神和閻錫山、胡宗南等策劃“川西大決戰”。而就在他眼皮底下不足500米的地方，有人已把迫擊炮對準了黃埔樓，準備讓他粉身碎骨。這就是中共成都地下黨策劃的“炮打黃埔樓”行動。

中共地下黨在成都設有“留蓉工作部”。他們認為，此次蔣介石到成都機會寶貴，不能讓他溜走，決定炮轟蔣介石。具體行動由被策反過來的原國民黨團長姜期永負責。姜期永利用黃埔樓北面的菜棚作掩護，秘密組織人員架起迫擊炮，對準黃埔樓，只等地下黨情報人員核實情況一聲令下就射擊。然而，突然傳來消息說，蔣介石不住在黃埔樓而是在勵志社。這令地下黨大吃一驚。最后大家一致認為，炮打黃埔樓冒險性太大，無論擊中與否，都會使國民黨以此為借口在成都市區展開大搜捕和大屠殺。既然“炮打”沒有把握，就不必冒險，但若能“活捉”則比“炮打”好上百倍。于是，“炮打黃埔樓”演變成了活捉蔣介石，迫擊炮被秘密拆除。

捉蔣敢死隊秘密行動

剛剛被策反過來的國民黨第95軍副軍長楊曬軒，聽了“捉蔣”計劃后自告奮勇：“只要組織一個兩百人的敢死隊足夠了。就在我們95軍里挑選隊員，我任敢死隊隊長。”地下黨批準了他的要求，并決定由曾在重慶策劃“捉蔣”的徐震球等人配合行動。

楊曬軒在兩天內組織起由200余人組成的“捉蔣敢死隊”，埋伏在蔣介石可能居住的中央軍校、勵志社兩處大門口，一旦發現蔣介石的行蹤便立即出動。然而，他們始終沒看見蔣介石的車隊出來。更出乎意料的是，9日的《成都晚報》刊發報道：“蔣總裁昨已離蓉飛臺。”

楊曬軒、徐震球等看到這個新聞后，灰心喪氣。不料，當天下午，蔣介石竟又在成都城門街頭公開露面。“捉蔣敢死隊”連呼上當，重新組織力量伺機行動。時隔3天，成都各大報刊又報道蔣介石已飛往臺灣。“捉蔣敢死隊”寧可相信老蔣還在成都，因此行動仍在秘密實施之中。然而，直到成都被圍，他們也沒發現蔣介石的行蹤。

尚不明確，當時報紙上登載的消息是誤傳，還是有人故意擺迷魂陣。而根據史料，蔣介石真正逃離成都的時間應是12月13日。此后，他再也未踏上大陸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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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叛徒出賣的“捉蔣”行動

1949年1月，蔣介石加派得力中將張權守護淞滬。4月，中共發起淞滬戰役，張權決定倒戈反蔣。4月26日，蔣介石趕到上海督戰。上海地下黨負責人聯絡張權，商討起義和捉蔣大計。

不料，蔣介石以保護軍官家屬為名，將團長以上軍官的眷屬秘密送往臺灣，以做人質。原先答應起義的一些軍官開始動搖，兩個主力師師長翻臉變卦。當張權動員192師師長李錫佑起義時，遭到132師的情報科長、也就是李錫佑的得意門生張賢的暗中出賣。張權很快被國民黨特務抓捕，這時距起義、捉蔣只有半天時間了。5月21日10時，張權、李錫佑在上海英勇起義。

解放后，我公安機關掌握了張賢作案的確鑿罪證。1957年1月，張賢被執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