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一首唐詩常常激起先賢后人對唐玄宗李隆基一世風流的遐想。“天生麗質難自棄”的楊貴妃——楊玉環，讓大詩人白居易揮就了流傳千古的《長恨歌》。如今，著名文史專家、文物雜志總編輯葛承雍先生經過研究發現，楊貴妃外，唐玄宗的姬妾中，還有一個“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篷舞”的胡旋女，一個來自中亞的“洋貴妃”！

唐玄宗有29個女兒、30個兒子，記錄在案的皇后嬪妃有劉華妃、趙麗妃、錢妃、皇甫德儀、武惠妃、柳婕妤等20人，還有一些嬪妃失傳，其中最令人蹊蹺的是“曹野那姬”。《新唐書》的《諸帝公主傳》僅載：“壽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葛承雍說：“對于壽安公主的生母‘曹野那’，學界長期無疑無考。但是，隨著絲綢之路東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逐漸深入，中亞的粟特人與古代中國的密切關系日顯重要。”

在魏晉隋唐時代，“姬”是人們用來稱呼年輕貌美女性的，是代表女性身份的一種稱謂。“野那”是外來語，而“曹”姓是出身中亞曹國的粟特人入華后改用漢姓時常用的姓氏。“曹野那”是不是來自中亞曹國的人？據記者了解，曹國是中亞粟特地區的一個國家，地跨今日的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隋唐時期，中國一般對來自粟特地區的人以國命名，著名者如“昭武九姓”。與米氏、史氏、康氏、安氏等以國為氏一樣，來自曹國的曹氏是進入或居住在中國境內最常見的粟特姓氏之一。

葛承雍說，敦煌吐魯番文書透露出豐富的姓名信息，大大擴展了后人對“曹”姓的研究。吐魯番出土的文書記載有曹延那、曹野那等粟特人名，桂林西山石室有唐代景龍三年(709年)安野那題名。“曹野那姬的名字無疑是漢文轉寫，曹是以曹國為姓氏的粟特人通例稱呼，‘野那’二字明顯是一個粟特人常見的名字，其粟特語原意是‘最喜歡的人’，俊男靚女都可用此名，無非是男的長相精神，女的長相漂亮。”葛承雍說。

葛承雍說：“曹野那的名字沒有改變胡音，說明她漢化尚不深。一般說來，如果外來粟特人在取名習尚上多用漢名，則說明漢化已經很長很深，那就很難判斷她是不是粟特人。曹野那：中亞的胡旋女？作為“開元盛世”的締造者，唐玄宗擁有“后宮佳麗三千人”，其中一名名叫“曹野那”的女人，曾經是唐玄宗一度迷戀的姬妾。那么，作為一名外國女子，她是如何來到中國，且有機會接近唐明皇的呢？

根據歷史文獻的線索和近些年來國內外學者對入華粟特文化的深入研究，入華中亞女性的來源主要有三種可能：首先，來源于絲綢之路上的胡婢販賣。唐代龜茲和于闐都置有女肆，西州繼承高昌遺留下來的奴婢買賣市場興盛，尤其是買賣胡人奴婢特盛。葛承雍說，當時京城長安奴婢價格相當高，每人合絹250匹，而西州才40匹，長安是西州的6倍，刺激來往中原的行客和興生胡們購買胡婢帶往關中、江淮地區。

其次，是長安粟特胡人聚落的粟特女子。中亞九姓胡流寓遷居長安的人員較多，特別是來往于絲綢之路上的胡人，常常以到長安為貿易中轉樞紐或目的地，后來，他們多客居長安。史載，長安西市作為唐長安最大的消費市場和商品集散地，其主力軍就是胡商，他們開設鋪肆，坐商經營牟利，行商奔波供貨，一般皆有家口寓居長安，娶妻生有子女，出現有許多“土生胡”，即胡人血統二代或三代的移民后裔。長安酒肆中美貌如花的“胡姬”中可能有曹姓胡人女子。

此外，皇家梨園中有不少胡人藝術家，胡姓曹家的女子作為樂戶身份入宮有可能被選為皇帝姬妾。但曹野那姬如果是出生于長安胡人樂戶家庭，一般不會再使用“野那”這樣的粟特名。第三，是來源于中亞粟特人進貢的“胡人女子”或“胡旋女”。中亞昭武九姓胡與唐王朝正式交往經常通過“貢”與“賜”作為手段，而且次數可觀，種類繁多。

長期致力于中西交流史研究的蔡鴻生教授根據《冊府元龜》統計，唐代九姓胡從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到代宗大歷七年(722年)計100年間，共入貢94次，其中曹國8次。特別是八世紀上半期阿拉伯帝國向東不斷軍事進攻，對中亞諸國步步進逼，迫使他們向中國求救，唐玄宗時代就占了一半以上，天寶四載(745年)曹國國王哥羅仆祿呈貢表，明確希望從阿拉伯人威脅下掙脫出來，愿做一個唐朝的小州。如此一來，進貢胡旋女也是自然的。

葛承雍說：“史載，開元期間俱密國進獻胡旋女子，康國進貢胡旋女子，史國多次進獻胡旋女子，米國曾經一次進獻胡旋女子3人。作為傳統慣例，曹國進貢胡旋女等自是應有之意。”

“作為能歌善舞、儀態萬方的漂亮女子，胡旋女是外國女性中最容易接近皇帝的。曹野那應該是開元年間曹國進貢的胡旋女，因色藝贏得玄宗喜愛進入后宮。這和靠‘善歌舞，曉音律’迎合玄宗大悅的楊貴妃是一樣的。”葛承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