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諸城劉氏家族在清代十分顯赫，先后出了11位進士，7位二品以上高官，乾隆帝為其賜字“海岱高門第”。尤其是劉統勛、劉墉父子在乾隆年間同朝為大學士，劉墉之侄劉镮之在嘉慶年間任尚書，3人死后分獲謚號“文正”“文清”和“文恭”，被稱之為“一門三公，父子同宰”。

劉統勛：練達端方，秉公持正

劉統勛，字延清，先后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和刑部尚書、陜甘總督、吏部尚書、內閣大學士等職。他任大學士長達12年之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成為第一位被任命為首席軍機大臣的漢官。乾隆帝對其非常倚重，說他“練達端方，秉公持正，朝臣罕有其比，故凡審決大獄，督辦大工程，悉命統勛前往蒞事，無不治者”。

劉統勛為官正直敢言，不結黨營私。在左都御史任上，上書直陳當時權勢極大的大學士張廷玉和吏部尚書訥親拉幫結派，結成朋黨，朝野人士為之贊許，也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視。劉統勛作為朝廷重臣，常在朝中參與機務，與內廷宦官多有見面機會，但他“從不與內侍交一言”，加以避嫌。當時官場多以門生故吏形成朋黨，他擔任會試主考所錄之人都自稱是其門生，紛紛要拜他為師，但劉統勛從不與之交結，納為己黨。在向朝廷舉薦人才時，他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嫌。如乾隆帝讓劉統勛舉薦《四庫全書》總纂官，他當即推薦紀曉嵐，而當時紀因觸怒皇帝正發配西北，朝中無人敢為其說話。劉統勛了解紀曉嵐博學文史，堪當重任，不因他是自己門生而刻意避嫌。

劉統勛為官多年，但從不為己謀求私利，《諸城縣志》記載他“家故有田數十畝，敝廬一處，服官五十余年，未增尺寸”。由于清正廉潔，劉統勛倍受倚重，對于一些重大問題，乾隆帝都要征求他的意見。他多次受乾隆帝委派到各地巡視，對云貴總督恒文、云南巡撫郭一裕以上貢為名收購黃金中飽私囊案，西安將軍都賚侵餉案，歸化城將軍保德侵吞公款案，江蘇布政使蘇崇阿侵吞公款案，江西巡撫阿思哈受賄案等一查到底，絕不手軟。這些大案涉案人多為滿洲高官顯貴，劉統勛不懼危險，及時果斷處理，打擊和震懾了貪官污吏，對當時政治清明起到了重要影響。

劉統勛為官處事認真負責，重視民生。當時黃河水患不斷，且因黃河與運河交匯，黃河泛濫河床淤高，嚴重影響運河的暢通。在乾隆朝前期，劉統勛是治黃和保運工程的決策者和領導者之一，從乾隆十一年到十八年，幾乎每次黃河、運河出險，他都前去指揮治理。在治理水患過程中，他熟練掌握了防患和河運知識，“凡十視河堤，兩修海塘，前后章疏數十，皆合機宜，剔除積弊，利賴民生”。他為安定黃河、運河兩岸人民生活做出了巨大貢獻，當時河南百姓曾在黃河岸邊為他立生祠，以示紀念。

劉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劉墉，字崇如，劉統勛長子，也是著名的清官。以他為原型改編的影視作品，讓“劉羅鍋”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藝術形象。

劉墉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進士，在乾隆朝先后任知府、巡撫、左都御史、尚書、總督、協辦大學士等職。在嘉慶朝，他又因向乾隆帝要回傳國玉璽及協助清除和珅而受到嘉慶帝倚重，成為大學士兼太子少保，有“定冊元老”之稱，權力和地位居漢臣之首。

劉墉數十年宦海生涯并不平坦，經歷了幾次起伏升降。他受其父教導，一生清正廉潔，勤于政事，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比如，在安徽和江蘇學政任上改革教學與考試陋習，改變不良學風;在太原清理陳年舊案，充實地方倉儲，受到百姓贊揚;在江寧因為公正清廉，斷案明察秋毫，老百姓稱之為“包龍圖”，風行一時的話本《劉公案》就是根據他任江寧知府時的事跡編寫的;在湖南巡撫任內，他又盤查倉庫，修繕城池，開采銅礦，救濟災民，革除陋習。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劉墉受命與和珅等共同查處山東巡撫國泰貪污案。國泰與和珅交情很深，劉墉到時，他早已做好應對準備。劉墉等人查驗歷城庫房，發現庫銀并不短缺，但細心的劉墉從銀兩顏色型號不一中發現了疑點，深入調查后，得知是國泰借商號銀兩湊數對付。劉墉隨即貼出告示，要求各商號不得借給官府銀兩，如果借出即行收回，否則全部充公。由此一來，官府庫銀頓時清空，國泰只好認罪。在乾隆帝支持下，劉墉一查到底，國泰等首犯俱被處死，向他們行賄的官員被撤職查辦，成為當時震動官場的一件大案。

乾隆晚年權臣當道，劉墉在擔任南書房行走后，就很少發表尖銳意見，以明哲保身。這與他吸取了以往政治斗爭的教訓有關，但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作風并未改變。在嘉慶元年(1796年)禪位大典上，乾隆帝未帶傳國玉璽，傳璽給新君嘉慶帝的儀式難以進行，在場的大臣們害怕得罪乾隆帝，不敢向其明言，只有劉墉挺身而出，向乾隆帝追回玉璽。

劉氏家族：重視教育，詩書傳家

從康熙至嘉慶年間，諸城劉氏共有14人做過知縣以上官員，多有政績，贏得所治地方百姓的愛戴，也為劉氏望族留下很好的名聲。

劉家的興旺發達，與其重視文化的傳承是分不開的。劉氏家族對后人灌輸“一曰德行，二曰學問，三曰功業”，族人為官者多在渾濁的官場中保持了一股清廉公正之風。劉統勛先人劉棨，身為四品官竟然無盤纏回鄉奔喪，后變賣家鄉田產，才為母發喪。劉統勛久居相位，不置田產，有世交之誼的朋友贈給其銀兩，也全部分給貧困鄉親。劉墉歷來儉樸，赴太原上任時寫有“帽破衣殘到太原，故人猶作舊時看”的詩句。這與乾隆末年的奢華之風形成了鮮明對照。劉镮之做到戶部尚書，也是十分儉樸，其詩有“家因俸薄貧無補，詩為官閑格益清”之句。

重視教育、詩書傳家是劉氏家族的傳統。從順治年間劉必顯考中進士開始，就嚴厲督促子弟讀書，歷代科舉入仕者不斷，家族文化得以傳承。即使到了乾嘉年間，劉氏受朝廷恩寵日隆，仍把讀書放在首位。劉镮之擔任尚書后，還諄諄告誡后代“聞雞起舞吾家事，莫誤長沙射策年”。

因為家學功底深厚，劉氏家族中知識淵博、學問精深者代不乏人。同治二年(1863年)，劉紹庭編《東武劉氏詩萃》，收錄劉氏八代72人詩作，反映了家族詩學之盛，諸城劉氏被稱為“山東詩文世家”之一。劉統勛不僅詩文皆佳，還提攜了大批后輩學者。劉墉更是學識淵博，被認為“熟于《史》《漢》，博通前人詩書文詞，尤精于內典，傍及說部”。其后裔劉喜海撰有多部金石學著作，被認為是清代金石學名家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