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風流多情，尤其遇見讓人心動的可人兒，即使是妓女，也喜歡一見鐘情。縱觀唐宋文人的風流韻史，發現不少文人曾經和妓女山盟海誓卻又彼此失信。

唐代詩人杜牧一生風流自賞，尋花問柳，處處留情。宋張君房《麗情集》記載：“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為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時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為致之;牧殊不愜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愿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之，俟其云合，牧當間行寓目，冀此際或有閱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髽髻女年十余歲，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即納，當為后期。吾十年必為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結之。尋拜黃、池二州，昔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并上箋于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矣。”

杜牧做宣州暮僚時，朋友知道她喜歡美女，專門招集湖州名妓，給他挑選，可杜牧看來看去沒有看中一個，卻無意中看中了一名可能是剛出道的小妓女，并約定十年后娶她。可是直到十四年后，杜牧才得以出任湖州刺史。等他再次尋訪到這位女子時，方知該女早已出嫁并生有兒女，杜牧生氣地對她母親說：“我都跟你講好了，過十年來娶她，你怎么變卦了呢！”“是你答應十年不來可以嫁人的，現在都已經嫁了三年了。”杜牧想想，還真是自己的不是，悵然賦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此事被唐高彥休《唐闕史》(卷上)、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杜牧》、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十五、宋魏慶之《詩人玉屑》等多種詩話引用，成為杜牧風流好色的例證。

大名鼎鼎的歐陽修公也曾對一名妓女許下承諾。宋趙令畤《侯鯖錄》卷一載：“歐公閑居汝陰時，一妓甚韻，文(忠)公歌詞盡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后數年，公自維揚果移汝陰，其人已不復見矣。視事之明日，飲同官湖上，種黃楊樹子，有詩《留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后三十年，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汝陰為宋穎州治所，今安徽阜陽市，歐公既歐陽修，當年他曾在汝陰閑居過一段日子。期間，歐陽修結識了一名才貌雙全的妓女，而且是他的超級粉絲，歐陽修所作詞她都記得，，陽修自然對她特別上心。并和她約定，來年我一定到這里來做官。言下之意，就是你等著我。沒想到過了幾年，歐陽修真的到了汝陰任穎州知州。可是，那名妓女已不知所終。難怪歐陽修心有所失。三十年后，蘇軾也來到了汝陰，見了歐陽修的詩就發笑，說“這是杜牧詩中“綠葉成陰”的意思。”

姜夔，自號白石道人，一位在宋代詞壇開創清空詞風的著名詞人。他少年才俊，風流儒雅，曾幾度客游合肥。據詞學家夏承燾《姜白石編年箋校》考證，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姜夔時年二十一歲，他第一次到淮揚，住在城南赤闌橋邊，便愛上了橋邊被譽為“合肥雙艷”的兩個妓女，彈琵琶的姐姐和彈古箏的妹妹。姐妹倆陪姜夔游巢湖、登姥山，泛舟水上，彈唱姜詞，郎情妾意，令姜夔心曠神怡，即便小別，亦常在夢中與這對姐妹相會。后來姜夔應朋友之邀去做了幕僚，離開了合肥，與姐妹分手時曾誓言必來迎娶，訂下白首之約。但后來竟沒有結果，他于十三年后再次去合肥時，二女已人去樓空，一場苦戀，終成絕唱。姜夔終身未娶，以孤老終其生。

類似的事宋張君房《麗情集》還有不少記載，如《卷中人》的中的裴敬中與崔徽，《寄淚》中的裴質與灼灼，《環者還也》中的張生和崔郎。其中要數裴敬中與崔徽的故事最為有名：寄唐裴敬中為察官，奉使蒲中。與崔徽相從，敬中回，徽以不得從為恨，久之成疾。自寫其真以寄裴曰，崔徽一旦不如卷中人矣。

在古代，文人和妓女同屬下九流，特別是一些窮酸文人境況甚至還不如妓女，比如宋代的柳永死了都還是妓女集體出資安葬的，因此基本上不存在誰看不起誰的問題。可他們為什么要彼此失信？我想，不外乎有下面四個原因。

一是妓女年齡太小。根據杜牧所作《張好好詩》來斷定，他所結識的那名妓女就叫張好好，而且開頭第一句就是“君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其《張好好》詩序亦云：“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來樂籍中。后一歲公移鎮宣城，復置于宣城樂籍。”可見張好好當時年僅十三歲。宋代蘇軾《減字木蘭花贈小鬟琵琶》亦有“琵琶絕藝，年紀都來十一二”的句子，可見唐宋時，許多妓女的年齡都很小，按現在的標準還是未成年人。也說明當時的嫖客喜歡雛妓，就像現在的泰國等地雛妓盛行一樣。不過，和我們的老祖宗比起來，他們可能至少落后了一千年。另一方面說明杜牧等人多少還有些良知，不像有些嫖客那樣喜歡摧殘幼女，“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范仲淹就是一個。據清潘永因《宋裨類鈔》之四《閑情》記載：“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妓籍中有小鬟者，尚幼，公頗屬意。既去職，以詩寄魏介云：“慶朔堂前花日栽，便辭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托東風干當來。’介因鬻以贈公。”文正是范仲淹死后謚號，他在鄱陽郡當官時，創建了一個供達官貴人玩樂的娛樂場所——慶朔堂。慶朔堂有一個叫小鬟的樂妓，年紀很小(可能就是蘇軾說的那個小鬟)，只有十一二歲，卻頗讓范仲淹中意，可還沒等到他下手，就離任了。他心里一直惦記著小鬟，就寫了一首詩給繼任魏介。魏介太了解范仲淹的心思了，趕緊將小鬟買下來送給了他。

二是官府的禁令。唐宋時由官家豢養以供宴席應酬的“營妓”，或稱“官妓”，《西湖佳話·白堤政跡》：“唐朝的法網甚寬，凡是官府到任，宴會飲酒，俱有官妓承應。”宋吳自牧《夢粱錄》卷二十：“自景定以來，諸酒庫設法賣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數內，揀擇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臉櫻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婉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庫”即酒樓，但逢場作戲之宴席間的調笑應酬可以，產生實質性的相親相愛或兩性關系不允許。唐代對于官吏，無冶游禁令，清趙甌北《題白香山集后》詩云：“風流太守愛魂消，到處春翹有舊游。想見當時疏禁綱，尚無官吏宿倡條。”但召妓侑酒也不能太隨便，必須得到許可，唐孫棨《北里志》云“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朝士宴聚。須假諸曹署行牒，然后能置于他處”，故官吏益為放浪。宋代則禁令甚嚴，無論是官是妓觸犯都要受懲罰。《宋史·蔣堂傳》載：蔣堂知益州，“久之，或以為私官妓，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蘇州。”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卷二十一亦載：“宋時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為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薛希濤寧死不肯出賣祖無擇，實在夠義氣，難怪明馮夢龍《情史》將她列入《情俠類》。因此像歐陽修、范仲淹這樣做官做到一定程度的人，和妓女來往的時候，就不得不考慮一下自己的前途了。至于幾十年為什么一直不能譴懷，這就是文人多愁善感的脾性作怪了。作為妓女，尤其是官妓，和政府官員來往，也不得不有所顧慮。

三是條件不成熟。和妓女玩樂玩樂可以，一旦真要將她們帶回家去，就不得不考慮一些因素。比如自己前程未卜，甚至居無定所，幾乎等同于一個流浪漢，加之經濟能力有限，多一張嘴吃飯無疑增加了更大的負擔。就像姜夔，一生窮困潦倒，中晚年以賣字為生，或寄寓官僚門下專事寫作詩文，當時盡管情真意切，可養活自己都有些困難，哪里還能養活“合肥雙艷”！有的文人還有可能有家眷隨行，突然間又帶回一個女人，老婆大人是否同意還是一個未知數。你在外面粘花惹草也就算了，還將女人帶回家來，有的厲害的老婆不和你大干一場才怪。據清劉聲木《萇楚齋隨筆·陸游出妻妾原委》記載，陸游“至蜀，宿驛中，見壁上詩”，他大加贊賞，“詢之，知為驛卒女，遂納為妾”，但“后夫人王氏妒，竟逐之”。這些難處，妓女又何嘗不知道，即使再鐘情于你，她也不得不考慮將來的日子怎么過。

四是文人的約定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從杜牧、姜夔等人后來的行徑看，當時可能的確動了真情。可你信誓旦旦，最終還是屁股一拍走了人，對于萍水相逢的妓女來說，要斷定你的承諾是真是假，實在是有些困難。可能是酒后的一句戲言，或是一時沖動，誰又能說得清楚？而且人家要過日子要吃飯，不可能為了你一句空頭支票，白白等你幾十年。于是，用現在的話說，信任危機就產生了。像歐陽修、杜牧之流，以為自己是天下第一的大情圣，僅憑幾天酬應工夫，就自作多情，奢望人家等自己一輩子，簡直有些傻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