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1859年—1916年），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北洋軍閥領袖。字慰亭（又作慰廷），號容庵、洗心亭主人，漢族，河南項城人，故人稱“袁項城”。袁世凱的榮辱功過各有評說，有人說他是“獨夫民賊”、“竊國大盜”，也有人認為他對中國的近代化做出貢獻，是真正的改革家。總之，袁世凱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

袁世凱的一生，可說是晚清到民國這段復雜混亂的歷史的真實寫照。一九八九年逝世的名記者陶菊隱所著《袁世凱真相》是一部以袁世凱為主線的“北洋軍閥統治史”，并不具演義成分，而是“親歷者口述秘史”，講的恰恰是袁世凱一生最為人知，也最為人鄙薄非議的事情——做了八十三天的“洪憲皇帝”。

但是，書中最精彩的部分卻是剖析袁世凱當皇帝的來龍去脈。民國初期有如史家唐德剛所比喻“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眾露宿街頭，餓殍載道，癘疫橫行，如此則受害群眾就要抱怨今不如昔，民國不如大清了”。應當說，袁世凱做皇帝與“六君子”的勸進招搖，也還是有些以民意為基礎的。但這些民意是否就是袁世凱當皇帝的“合法性”呢？

但袁世凱何嘗在乎民意？他的名言是“不經制造，安有民意”？他的皇帝夢來自他權力的膨脹，并一步步向目的靠近。當武昌革命爆發后，清政府重新啟用他，任命他為內閣總理大臣時，就有人上條陳，通密電，要他乘此大權在握，早日黃袍加身。但他沒有這么做，并對勸進者進行斥責。

其實，袁世凱看到民主革命已經席卷全國，革命軍和全體國民都渴望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如果他不待時機成熟，貿然建立一個新王朝，必將處于清政府與革命軍的兩面夾攻之中，而成眾矢之的。他要一面利用清政府對付革命軍，一面利用革命軍對付清政府，耍手段、施小技，角力不如斗智，先拿得大總統之位

要拿下大總統之位，重要的是試探“軍意”。袁世凱利用召見各省軍閥來京述職的機會，看這些軍閥對變更國體的態度。這些軍閥關心的只是個人的權位，只要權位不變，他們不僅不反對變更國體，反而還想爭先恐后去做開國功臣。就在召見之后，這些軍閥紛紛發出通電，“痛論共和制度之不善，情袁早日建元稱尊”。

在一片勸進聲中，各省的軍事長官也不甘落后，他們由段芝貴牽頭，共同上了一個“請速正大位”的密呈。什么“籌安六君子”，在袁世凱由大總統到洪憲皇帝的推進上，并沒有什么重要的作用，至于“民意”基礎，在親歷者也即本書作者陶菊隱的筆下，更是一點也看不到的。

作者陶菊隱生于戊戌變法的一八九八年，是位富有傳奇色彩的新聞記者和作家。他勤奮敬業，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的軍閥政客之間，進行周密細致的采訪，參與重要事件的報道，對許多鮮為人知的秘聞軼事知之甚詳。因而寫起這部書來，就能把人物寫得活靈活現，有生動的現場感，而不像那些從史料到史料的人，把人物都變成了干巴巴的政治符號，歷史事件也全都成了歷史的必然結果。

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新聞界就盛傳“南陶北張”一說，北是天津《大公報》的張季鸞，南就是上海《新聞報》的陶菊隱。一九四九年后，作者憑著數十年所收集的舊時內幕逸聞，不幾年就寫出一部洋洋一百三十余萬字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引起頗大反響。至于本書，據陶菊隱之子陶端介紹，文革前就已完稿，并與一家出版社簽了合同，文革“破四舊”時化為紙灰，文革后期陶菊隱又偷偷從頭寫起，終在耄耋之年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