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下野，準備動身離京前，李宗仁見到這樣一幕：

這時于右任忽然老態龍鐘地追上去，口里喊著：“總統！總統！”蔣先生稍停問何事。于右任說：“為和談方便起見，可否請總統在離京之前，下個手令把張學良、楊虎城放出來？”蔣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說：“你找德鄰辦去！”說畢，便加快腳步走了。拖著一大把胡須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眾人注視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這才黯然地離開會場。(《李宗仁回憶錄》，第898頁)

蔣介石的心情已經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提起不愉快的往事，惱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鄰辦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特務手中，德鄰辦得了嗎？可憐于右老，碰了一鼻子灰。再度顯示：蔣介石人下野，權不下野，退居溪口的“一介平民”仍可拘押政治犯，拘押之不足，還可謀殺。楊虎城就是在重慶解放前，被特務謀殺的，從本人到次子、從次子到小女兒、到秘書宋綺云夫婦和他們的小孩子(兩個小孩子都不到十歲)、到副官閻繼明、到警衛員張醒民，都被亂刀扎死。特務替主子殺人，而李宗仁代總統不知道，足證特務完全是蔣介石私人的特務。

蔣介石對西安事變兩主角張學良、楊虎城，恨楊尤甚于張。他起先一直認為楊是主謀，后經敢做敢當的張學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謀，甚至說楊是受他之累，蔣氏《蘇俄在中國》說：“此事最出人意料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且其事前，并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何商量。”(《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九卷，第71頁)雖然終于接受張是“主動”者，但仍要說楊首先提出劫持主張者。蔣恨楊，因楊于西安事變后并不乖乖地“悔禍”，還要嘴硬，還要揭蔣的瘡疤。

張學良陪蔣回京后，立中“連環套”，被蔣背信強留下來。張學良1936年12月31日被軍法大審后第二天(1937年元旦)，西安人民游行向蔣介石抗議，楊虎城發表《告民眾書》。在這篇《告民眾書》里，顯然在張學良被軍法大審的氣氛下，在西安人民的群情憤激下，楊虎城竭力在自制，在力持大體，肯定了西安事變的正確導向，肯定了蔣介石“對于我們的主張完全采納了”，他對蔣自食不咎既往的諾言而軍法大審張學良的事，避開不提，這樣做，顯然是留有余地，以便善后。

但是，在這種公開的《告民眾書》以外，楊虎城對張學良的處境，并非避開不提，而是據理力爭。他在致電表示“漢公親送委座入都，蹈刑辟而若甘，示大義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動！乃竟扣留漢公，縱兵西進”后，又在1月5日致電蔣介石明說：“此間情形，張副司令一日不歸，即西北軍民一日不安。”兩天以后(1月7日)，蔣介石回電，雖然保證說稍緩即為張學良“復權”，可是事實上，張學良的公權，卻一連近六十年都沒被恢復。楊虎城等人當年的疑慮，自非無因。這種疑慮的細節，在他們1月5日的“歌電”中，有詳細說明。就在1月5日同一天，國民黨發表黃埔嫡系的顧祝同為西安行營主任，孫蔚如為陜西省政府主席，王樹常為甘肅綏靖主任，楊虎城、于學忠撤職留任。同一天西安各救亡團體舉行聯合大會，要求釋放張學良。

到了2月5日，楊虎城等人發表《和平宣言》，再度拆穿國民黨的無信與不識大體。在楊虎城等人“謹此宣言”之后十天(2月15日)，國民黨三中全會開會了，楊虎城、于學忠也做了“提議實行改組政府、收容各黨各派人才、停止一切內戰等八項辦法，以求全國一致積極抗敵”的提案，但是三中全會卻決議說：“不問其內容如何，惟既出以叛逆之行為及威脅之方式，顯系托詞造亂，實國法軍紀所不容，應不予置理，以絕效尤。”——國民黨顯然蠻不講理了，“不問其內容如何”，一律要蠻干到底了。

蔣介石蠻干的方式是徹底消滅東北軍和西北軍中的十七路軍。東北軍方面，他告訴東北軍說：你們不要在陜西了，你們到江蘇、安徽北邊去，并把安徽省主席給你們挑。結果東北軍開到了蘇北皖北，除了以于學忠為江蘇綏靖主任外，安徽省主席卻食言而肥了。至于西北軍方面，他告訴西北軍說：你們也不要在陜西了，你們到甘肅去，并把甘肅省主席給你們挑。雖然如此，把楊虎城趕出國門，卻在所必行。4月27日，楊虎城被迫辭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軍總指揮職務，準備離開西安。6月16日，國民黨發布了這樣的命令：

茲派楊虎城為歐美考察軍事專員，此令。

就這樣的，在東北軍“擒賊擒王”之后，西北軍十七路軍也“群龍失首”。楊虎城預定5月27日上午離開西安，消息傳出，西安人民、十七路軍部隊、西安各救國團體、各學校師生，都擁到機場，去送別他，很多人流下眼淚。他到上海后，一些學生們還到終南山麓，采集了許多故鄉花草，分別貼在幾本紀念冊上，寫上熱情的句子，遠道送了給他，表示人民對他的懷念，他們似乎預感到：楊將軍是很難再回來了！

楊虎城是6月29日出國的，出國后第八天，就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他在11日電宋子文，說：“日寇進迫，國將不國，噩耗傳來，五中痛憤。弟以革命軍人，何忍此時逍遙國外，擬由舊金山返國抗敵，祈轉陳委座。”14日抵舊金山，接宋子文回電說：“以目前情況觀之，請稍緩返國。”不讓他回來。這天他在舊金山發表書面談話，說：

我是一個革命軍人，一個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強烈的信徒。參加革命已逾二十五年。我完全看透日本帝國主義一貫侵華的來歷和動向。保衛國土是軍人的職責，我一直是堅決抵抗日本侵略者。這次盧溝橋事變，是危及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我怎能置身事外、流連忘返？即擬兼程回國，請求任務，執行戰斗，為國效死！

楊虎城在國外，前后三次致電蔣介石，請求讓他共赴國難，但是蔣介石沒有復電。楊虎城不得已，再電宋子文，宋子文回電說：“茲值全國抗戰，各方同志均紛紛集合，共赴國難，兄雖未奉電召，弟意宜自動回國。”于是楊虎城不疑有他，就從歐洲轉到香港。哪知11月26日，楊虎城的船剛剛靠到碼頭，特務頭子戴笠就派特務蔣國光、謝瀛洲、楊彬、戴德“歡迎”，從此他身邊就總有了帶家伙的。四天以后(11月30日)，他離港飛漢口，在漢口拜訪老上司于右任，正準備吃飯，帶家伙的過來說，蔣介石要在南昌見他，請他立刻成行。他飯也沒吃，就趕到南昌，可是南昌不是南昌，而是虎穴，從此以后，他就被非法關起來了，一關就是十二年！這位國民黨中首先倡導抗日的名將，一天抗日也不讓他參與，而是像張學良一樣“坐穿牢底”了！張楊都不能為抗日而抗日，注定要為抗日而坐牢。楊不但“坐穿牢底”，并且在國民黨自大陸撤退前，還被非法加以殘殺，殘殺是秘密進行的，由于周養浩說話了，殘殺的經過情形才大白于世。根據香港報刊登出的《訪周養浩談楊虎城之死》，是這樣的：

周養浩先生是浙江江山縣人，同國民黨的特務首領戴笠、毛人鳳分屬同鄉。也是由于戴笠的介紹，周養浩在1932年在上海法學院法律系畢業后，于1933年加入了國民黨早年的特務組織——復興社特務處。當時監督周養浩宣誓加入這特務組織的，就是現在還在臺灣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唐縱。從那時起，到1949年被俘，周養浩為國民黨干了十六年的特務工作。特別是在1949年。

1949年是國民黨在大陸大撤退這一年，在大撤退時候，在各地都有大破壞與大屠殺，尤以在重慶、成都、昆明等西南地區為最。周養浩就在這時候“臨危受命”，擔任了重慶衛戍總司令部保防處處長、保密局西南特區副區長等職，執行特務頭子毛人鳳的命令，其中包括了謀害楊虎城的案件。

本來到1946年，抗戰既已勝利，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了，共產黨方面，提出釋放張學良、楊虎城、羅世文、車耀先等政治犯的要求，但是國民黨陽奉陰違。楊虎城被自貴州息烽監獄移送到重慶楊家山，楊夫人不久不堪精神折磨而逝世。蔣介石下野后，李宗仁曾下令釋放政治犯，在重慶的楊森不敢做主，叫周養浩打長途電話給在上海的毛人鳳。毛人鳳也不敢做主，就去請示在溪口已是一介平民的蔣介石，但此一平民竟悍然不顧代總統釋楊的命令。當李宗仁派飛機去接楊，特務們奉蔣命把楊轉移到貴陽。楊本不肯轉移，但由于信任周養浩，即由周陪往貴陽，楊氏秘書宋綺云、宋妻徐麗芳、幼子宋振中，以及兩個副官閻繼明和張醒民同行。楊虎城一行到貴陽后，住在黔靈山麒麟閣，這是1949年2月的事。到了這年8月，共產黨攻下長沙，整個西南都動搖了，國民黨安排大撤退，項目眾多，其中之一，就是向楊虎城下毒手，展開“我倒霉，你也休想活”的大作業。毛人鳳在重慶召開秘密會議，宣誓效忠蔣總裁，周養浩也在場。

決定再命周把楊等騙回重慶，到中美合作所內松林坡“戴公祠”執行殺害任務。“戴公祠”顧名思義，是紀念戴笠的祠堂，祠堂是封建的玩意兒，為什么整天喊革命的國民黨這樣封建？其實它就是這么封建！“戴公祠”原是“中美合作所”中的豪華建筑，是戴笠專為蔣介石修建的，戴笠死后，就在里面設了靈牌，改叫“戴公祠”。這座“戴公祠”隨著大陸丟掉而丟掉以后，國民黨又在臺北近郊觀音山建了另一座“戴公祠”，另在芝山巖建了“雨農圖書館”、“雨聲小學”、“戴雨農先生紀念館”，據情報局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年譜》，他們還對戴笠“塑像設祀”呢！還以繼承戴笠事業的“鄭介民及毛人鳳兩故局長陪祀”呢！還以“軍統局保密局情報局之革命先烈曾澈、吳賡恕、麻克敵、江志強、馮運修……配享”呢！“塑像設祀”也，“陪祀”也，“配享”也，這是全套孔廟的體制呢！這未免太“僭越”了吧？但是，想到明朝東廠人物為魏忠賢蓋祠堂，也擬制于孔廟，倒真也見怪不怪了呢！

周養浩這次以蔣介石要接見楊虎城，然后飛往臺灣為由，把楊騙回重慶。在特務隊長張鵠的帶引下，楊氏一行走進了“戴公祠”。張鵠說：

楊虎城將軍的兒子拯中，雙手捧著盛滿他母親楊夫人骨灰的箱子緊跟在后面。這一年，他才十七八歲，但是頭發已經花白。這時早已監視著他們的劊子手楊進興、熊祥等人，怕楊拯中有所反抗，所以決定分別在不同房間同時向他們下手。當楊拯中走上石級、步入正房的一間臥室時，楊進興從后迅速以匕首刺入他的腰間，他慘叫了一聲：“爸！”還來不及掙扎就倒了下來。這時走在前面的楊虎城已知有異，正想轉回頭來看一看，但是說時遲，那時快，經驗豐富的劊子手已把刺刀刺進了他的腹部。楊虎城將軍掙扎了幾下，也倒了下來。

楊虎城父子被慘殺后，楊氏秘書宋綺云夫婦帶著兩個孩子到達時，也先后被匕首刺殺。兩個小孩子雖跪地求饒，特務還是不放過，死于血泊之中。兩個小孩是楊虎城的八歲小女兒，和秘書宋綺云夫婦的兒子(一說是女兒)，不到十歲的宋振中，他們小小年紀，無辜慘死，最令人心痛。(參閱沈醉《軍統內幕》，第223—239頁)

楊虎城是9月6日(一說是17日)被已下了野的蔣介石命令特務殘殺的，毛人鳳還向殺人特務傳示“蔣總裁將會論功行賞”。楊虎城被殘殺后兩個多月(11月30日)，國民黨丟掉了重慶，當然也丟掉了他們的“戴公祠”。重慶丟掉后的第二天(12月1日)，從被俘的“戴公祠”附近十一名警衛口里，得到了一點線索，于是楊虎城的遺體就給挖掘了出來。因為臉上已被鏹水燒爛了，無法辨認，乃找來舊西北軍十七路軍的一些干部來驗尸，最后證明沒錯，于是這一血案的真相也就曝白于世。——世界真的知道了：西安事變的另一主角，就這樣慘死了！楊虎城一代豪杰，因反對政治黑暗而參加革命;因參加革命而守死不變;因守死不變而為國民黨穩住西北江山;因要求蔣介石抗日救國而家破人亡、長年坐牢后，又慘死刀下。他在青年時代，有一首詩自誓：

西北山高水又長，

男兒豈能老故鄉？

黃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頭干一場！

最后，他一世男兒，兇死他鄉，在大干一場后，付出了永遠償還不完的血債。在蔣介石兵敗山倒之時，仍不忘把他殺掉，把他十七歲小兒子殺掉，把他八歲小女兒殺掉，然后逃到臺灣。如今，國民黨在浪花盡處，已經離黃河日遠，但是“戴公祠”的刀光血影、“戴公祠”的燭照香熏，卻是人們愈來愈近的血祭。

蔣介石一共下野三次，每次都要殺大將以泄憤，第一次殺王天培，第二次殺鄧演達，這第三次最兇惡，不僅殺大將，還要殺大將的子女、秘書夫婦以及副官們。由此可知，蔣介石固然是共產黨名單中的第一號戰犯，也是凡有良知者心目中的殺人犯、罪及無辜的殺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