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不為人知的一面：在我們的印象中，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是個“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的人物，一是能寫詩，“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被譽為豪放派的鼻祖；二是能打仗，“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用現(xiàn)代的語言來說，他是武將之中寫詩最好的，也是詩人之中最能打仗的，是個“跨界”的雙料冠軍，以至清代文學評論家陳世焜驚呼：“真詞壇飛將軍也！”其實除了這些，辛棄疾還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擔負酷吏的惡名

淳熙八年冬天，辛棄疾由江西安撫使改任浙西提刑，還沒有走馬上任，就遭到了監(jiān)察御史王藺的彈劾，“臺臣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意思是他用起錢來就像用泥沙，殺起人來就像割草。由此，辛棄疾有了酷吏的名聲，還沒來得及去上任，就被撤銷了一切職務。

辛棄疾給人留下冷酷的印象并不奇怪，他年輕的時候，在北方義軍中曾單人獨騎殺了偷盜義軍大印的和尚義端。后來，又有過率領五十騎突襲金營活捉叛徒張安國的壯舉，這足以證明他是一個敢于出手殺人的狠角色。但真實的情況又如何呢？

事實上，辛棄疾對普通老百姓寬厚，對下屬官吏嚴酷。他曾奉命平定南方的茶商叛亂，在給宋孝宗的報告《論盜賊札子》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盜賊以剽殺攘奪害之。臣以謂，不去為盜，將安之呼，正謂是耳。”意思是說，這些種田的老百姓，州郡一級的官員用過度的征收賦稅來害他們；縣一級的官員呢，用征購各種名目的物資來害他們；底下的辦事人員用各種名義索、拿、卡、要來害他們；地主豪強用兼并田產(chǎn)來害他們；而盜賊又用搶劫和掠奪來害他們，老百姓不去當盜賊又能往哪里去呢？

辛棄疾認識到真正該嚴格管理的是各級官吏，而不是平民百姓。這成了他的執(zhí)政理念和處理政務的出發(fā)點。據(jù)《真西山集》記載，辛棄疾“歷威嚴，輕以文法繩下，官吏惴栗，唯恐奉教條，不逮得遣”。就是說，他對底下的官吏非常威嚴，動不動就對手下進行法律追究，那些官員都嚇得心驚膽戰(zhàn)，生怕遵守教條不到位而被譴責。

相反，他對百姓卻非常寬厚、關心。樓鑰所著的《攻愧集》中說，“比居外臺，讞議從厚，閩人戶知之”。意思是辛棄疾在做福建提點刑獄時，給犯人判罪遵從的是寬厚的原則。這件事，福建人家家戶戶都知道。有一次，他派一個叫傅大聲的官員到下轄的一個縣里，去復審牢獄中的囚徒。傅大聲到了那個縣之后，經(jīng)過仔細的審核，釋放了五十多個人，只留下十多人。這么多的案子被翻案，讓那個縣令臉上火辣辣的，于是拒絕招待傅大聲，連飯也不管了。辛棄疾聽說后，親自對這些案件進行審核，最后全部依照了傅大聲的處理意見。

辛棄疾所以被人污以酷吏的名聲，主要還是他不肯與當時的官場同流合污。在給皇帝的上書中，辛棄疾自己都說：“臣平生剛拙自信，年來不為眾人所容，顧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因為“剛拙自信”的性格，他敢說敢做，不愿意迎合別人，為了求得事業(yè)的成功，他可以不拘小節(jié)，更加不理會各種各樣的潛規(guī)則。于是，他和庸碌保守的南宋官場風氣之間的矛盾沖突就不可避免了。不過這一切放在今天，卻格外讓我們肅然起敬。

曾有拍馬的嫌疑

公元1203年，在家賦閑9年，已經(jīng)年屆64歲的辛棄疾，突然接到了朝廷任命他為紹興知府兼浙東安撫使的通知，這讓他大感意外。欣喜之余，他揮毫寫了一首《六州歌頭》，其中寫道：“千載傳忠獻，兩定策，紀元勛。孫又子，方談笑，整乾坤。”正是這首詩，使辛棄疾留下了拍馬屁的嫌疑。

詩是寫給韓侂胄的。前三句“千載傳忠獻，兩定策，紀元勛”，歌頌的是韓侂胄的曾祖父、北宋名臣韓琦，他曾扶助英宗、神宗兩任皇帝登上皇位，立下了不朽功勛。后三句“孫又子，方談笑，整乾坤”，則直接稱贊韓侂胄，說他談笑之間，就整頓乾坤，把天下大事處理好了。韓侂胄何許人也，值得辛棄疾大拍馬屁？

韓侂胄是南宋寧宗時期最炙手可熱的權臣，此人靠與趙宋皇室之間的裙帶關系發(fā)家，走的是外戚路線。寧宗的曾祖母憲圣太后是韓侂胄的姨母，這位老太后雖在幕后，卻是當時的實力派人物。寧宗的皇后韓氏，是韓侂胄的侄女，“枕頭風”一向很硬。有了如此強硬的后臺，韓侂胄想不牛氣都難。在政治上韓侂胄最大的手筆，就是整倒了一批以宰相趙汝愚為代表的理學人物，極大地打擊和削弱了自己的政治敵對勢力。

辛棄疾之流本是韓侂胄重點打擊的對象，為什么又突然得到起用，并授予如此重要的職位呢？原來此時韓侂胄的靠山憲圣太后和皇后韓氏先后死去，后臺倒了，韓侂胄雖然依然大權在握，但他心里開始有了一種隱隱的不安。有人勸他別把理學人物打得太狠，做得太絕，他們不僅人才輩出，而且勢力根深蒂固，誰能保證他們不會東山再起呢？為了給自己留條后路，韓侂胄放松了對于理學的禁令，并起用了像辛棄疾這樣一批和理學關系比較深的人，本意是收買人心，改善一下群眾基礎。

照理說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即使官位不低，辛棄疾也斷不至于到要屈膝拍權貴馬屁的程度，因為以他的性格，從來未曾把榮華富貴當回事。公元1193年，他在杭州城里當太府少卿，這個官位是從四品，相當于現(xiàn)在的副部級待遇，他都想辭官不干了，急得他兒子直做他的工作，說您老就是要退，也得先給家里買點房產(chǎn)、田地，以維持日后的生計吧，我們可都指著您吃飯呢。辛棄疾一聽就生氣了，專門寫了首詞《最高樓》教育兒子：“吾哀矣，須富貴何時？富貴是危機。”

對辛棄疾而言，雖然不把榮華富貴放在眼里，但他有一個欲望始終沒有實現(xiàn)，那就是年輕時就立下的“驅除韃虜，恢復中原”的雄心壯志，這是他一輩子都在不懈追求的人生理想，現(xiàn)在他已經(jīng)六十多歲，烈士暮年，時日無多，他多么想再獲得一個實現(xiàn)自己理想的機會啊，故而向貴戚有所祈求，向權勢有所期待。

其實欲望沒有高尚與卑劣之分，再正當、再光明的目的，也是一種私心。在欲望面前，誰都難免低下高貴的頭顱，堪稱英雄的辛棄疾也不例外。只不過，知道了他拍馬屁的動機和背景，雖然詩寫得有些肉麻，但其情可諒，其志可嘆，依然使我們不失一份尊敬。

開禧三年(公元1207年)九月初十，久臥病床的辛棄疾忽然睜開了眼睛，大喊了幾聲：“殺賊！殺賊！殺賊啊！”之后，便在悲憤中溘然長逝了。他一生都以戎馬疆場、殺敵報國作為自己的最高理想，可殘酷的現(xiàn)實最終留給他的卻只是遺憾。不過，辛棄疾留給我們的，卻是高山仰止的背影，千百年來讓我們仰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