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另一面：康熙帝是康乾盛世的開創者，也是中國古代為數不多的一位明君。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世人早已多有評說。值得一提的是，這位幼年登基的萬乘之君，還是一個去奢從簡、厲行節約之人。

以身作則

康熙帝的日常生活較為簡樸。康熙三十九年(1700)，他對大學士們說，“自朕聽政(康熙帝14歲親政)以來，一應服食，俱從節儉”。四十七年秋，他斥責皇太子胤礽時又說：“朕即位以來，諸事節儉，身御敝褥，足用布襪。”此言雖有炫耀之意，但不能否認，他在努力為臣工做出節儉的榜樣。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召集王公大臣，向他們展示康熙帝生前在乾清宮東、西暖閣所用的氈毯。大臣們看后奏稱：“(康熙帝)御極六十余年，時時以愛惜物力，崇尚儉素……御前陳設之氈，歷三十余年，尚潔凈完整，崇儉惜物，實從古未有。”對于宮中的陳設用品，康熙帝是以經濟節儉為標準，崇尚簡樸，不務虛華。

康熙年間在清廷供職的法國傳教士白晉，曾目睹康熙帝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況，有如下記載：就其(康熙帝)個人有關的方面看，那種恬淡素樸簡直是沒有先例的。他滿足于最普通的菜肴，從未有過絲毫的過度，他的淡泊超過了人們所能想象的程度。皇宮內部以及一些殿宇，即使是皇帝所居住的，也只有幾幅字畫、幾件描金飾物和一些相當簡樸的綢緞，而綢緞在中國是十分普通的，不在奢侈品之列，簡單樸素就幾乎是那里的全部裝飾了。他的衣著，除了幾件宮廷極為常見的過冬的黑貂、銀鼠皮襖外，還有一些在中國算是很普通、很常見的絲綢服裝。夏天，我們看到他穿一件普通的麻布短褂，這也是一般人家常穿的衣服。他在宮內、宮外不騎馬時用的那頂轎子，只是一件類似擔架的東西而已，木質平常、涂漆，有幾處包有銅片或者點綴一些鍍金的木雕。馬具中較豪華的只不過是一副相當樸素的鍍金鐵質馬鐙，以及一條由黃絲絨編制的馬韁繩而已。

這些描述顯然有溢美之詞，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康熙帝生活中的某些側面。

明清宮中費用之較

一次，康熙帝語重心長地對兒孫們說：“嘗聞明代宮闈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宮人幾至數千，小有營建，動費巨萬。今以我朝各宮計之，尚不及當日妃嬪一宮之數。我朝外廷軍國之需，與明代略相仿佛，至于宮闈中服用，則一年之用，尚不及當日一月之多。”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曾與大學士們將明清兩朝宮中費用做了一番比較，開列出一連串令人矚目的數字：

前明宮內，每年用金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余兩，今悉已充餉;前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余兩，今每年止(只)用三萬余兩;(明宮)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余斤，今止用六七百萬斤;(明)各宮床帳、輿轎、花毯等項，每年共享銀二萬八千二百余兩，今俱不用;前明各宮殿，九層基質、墻垣俱用臨清磚，木料俱用楠木，今禁中修造房屋，除非萬不得已，不但基址不用臨清磚，凡一切墻垣，俱用尋常磚料，所用木材，亦惟松木而已。

同樣居住紫禁城內，同樣是宮中開銷，一個腐朽沒落王朝與一個新興王朝之間，反差如此之大，發人深省。

每年修繕熱河避暑山莊，一般一次要用兩千兩銀子，但康熙五十六年的修繕工程，管事官員稱需白銀三千兩。康熙帝聞后命詳查，于是內務府擬將修繕之資壓縮到兩千兩。康熙帝閱折后朱批：“二千兩銀仍舊太多了！”此外，在康熙帝的“敦促”下，單是購買皇宮內外修建工程顏料的費用從康熙三十七年至五十二年間，就節約白銀十三萬三千余兩。

朝野之反映

康熙帝奉行節儉、表率臣民的舉措，在朝野上下產生了較大影響。王公大臣們紛紛效法，少用、不用金銀器皿及金馬鐙等貴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資費，也“較從前十分之內，已減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貴族為親屬祭葬時，仍以焚化皮衣為時尚，至康熙朝中葉“其風已熄”。

可是，時人對于康熙帝的儉省節約，或有微詞。如康熙四十八年朝鮮使臣返國后向國王報告中說，康熙帝“貪愛財寶，國人皆稱曰愛銀皇帝”。這應當如何解釋？

原來，康熙帝不僅于宮中奉行節儉，在理政治國、處理國家財政問題時同樣如此。毋庸諱言，節儉方針的實施必然要觸動統治集團內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貪官污吏的不法行徑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礙，從而引起部分官員的不滿。在這種情形下，身受其“害”的人牢騷滿腹，微言相謗，也就難以避免。所以，對康熙帝冠以“愛銀皇帝”之名的“國人”，應主要是指那些受到節儉措施沖擊的官員。

實際上，康熙帝在奉行節儉方針時，分寸掌握恰當，內外有別。白晉對此深有感觸，曾記述如下：他(康熙帝)非常節制個人的開支，同時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國家的經費。只要是為了帝國的福利，哪怕花費千百萬他也在所不惜。修繕公共建筑，保持江河管道的暢通、建橋、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貿易的事情，他動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難斷定，他不為個人妄費分文，完全是出于賢明的節約，以便把金錢用于帝國真正的需要。

可是，時人對于康熙帝的儉省節約，或有微詞。如康熙四十八年朝鮮使臣返國后向國王報告中說，康熙帝“貪愛財寶，國人皆稱曰愛銀皇帝”。康熙帝之所以能制定和實施各種節儉舉措，注重以身作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雖然是在清朝定鼎北京以后出生，但滿洲入關前崇尚勤儉、“敦樸為風”的傳統對康熙帝仍有較大影響。他對兒孫們說：“朕生性不喜價值太貴之物，出游之處所得樹根或可觀之石，圍場所獲野獸之角或爪牙，以至木葉之類，必隨其質而成一應用之器。即此觀之，天下之物雖最不值價者，以作有用之器，即不可棄也。”這體現出他以實用為本的價值觀和追求自然與質樸的審美觀。

另一方面，作為清朝初年的最高統治者，康熙帝所處的歷史環境，也不允許他高枕無憂。在位60多年間，先有輔臣鰲拜專權，接著又有平定吳三桂叛亂的戰爭、統一臺灣之役、與準噶爾部的長期戰爭以及諸皇子爭奪儲位之事等。在其繼位初期，經濟亟待恢復，漕運、治河等諸多關系國計民生的問題尚未解決。如此緊張、多事的客觀形勢，要求他必須慎言慎行，保持比較清醒的頭腦，盡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

康熙帝勤政愛民，一生多有建樹，奉行節儉是其各項重大方針、國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這種深謀遠慮、戒驕戒躁的務實作風，值得后人借鑒。當然，康熙帝的節儉和簡樸，都只是相對歷史上一些驕奢淫逸、揮霍無度的帝王而言。盡管他不斷制定各種節省方案，但清宮的日常耗費，依然觸目驚心。顯然，他的種種節約措施，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王朝的固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