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厲害的帝王師是誰呢？在熟知歷史的毛澤東看來，不是“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的張良，因為張良盡管幫助劉邦奪取了天下，但他從未提出過綱領性的國策。也不是神機妙算的諸葛亮，因為諸葛亮雖有綱舉目張的《隆中對》，但并沒有使劉備統一天下，只是三分天下有其一，還是鼎立之三國中最弱的一方，自己也最后落了個“出師未捷身先死”。更不是被民間高度神化的劉伯溫，因為歷史上真實的劉伯溫并無太大的作為，朱元璋1370年大封開國功臣的名單中就沒有劉伯溫的名字，直到封賞完畢后的二十天，才補封了兩位三等伯，其中的最后一名才排到了劉伯溫。

毛澤東眼中最厲害的帝王師是朱元璋的謀士朱升，并贊其“九字國策定江山”。

1969年國慶即將到來時，中國籠罩著一片愁云慘霧，可謂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當時我國面臨的國際形勢確實是非常嚴峻的，核大戰的烏云籠罩在中國的上空。美蘇兩霸都揮舞核大棒，恐嚇和威脅我國。面對一觸即發的核戰爭，毛澤東又重讀《二十四史》，他從《明史》中又受到了許多啟示。1969年8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對周恩來說：“恩來，你讀過《明史》沒有？我看朱升是個很有貢獻的人。他為明太祖成就帝業立了頭功。對了，他有九字國策定江山，‘高筑墻，廣征糧，緩稱王’，我也有九個字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語畢，素來臨危不懼、處變不驚的毛澤東還忘不了幽上一默：“有沒有剽竊之嫌啊？”

就這樣，在那個“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年代，毛澤東把朱升的“九字策”略加改動，便成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最高指示”，成了新中國那段特定時期婦孺皆知的最高國策，中國憑借這一國策安然度過了那段難熬的歲月。朱升也成了對新中國國策有影響的唯一的古人。

朱升(1299~1370年)，安徽休寧人，字允升，號楓林。元末的1357年舉鄉薦，為池州學正，棄官隱石門，朱元璋得知朱升遁居石門，親自到朱升家去拜訪他。朱升就給他提了包含了一整套策略的三句話：“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高筑墻”就是鞏固自己的根據地，不要讓根據地丟掉;“廣積糧”就是要有充分的給養，要有經濟實力做支撐;“緩稱王”是策略，不要過早地出頭，過早地出頭就成為別人攻擊的目標，你想稱王，別人還想稱王呢！誰想稱王先滅了誰。朱元璋一聽，心中豁然開朗。這便是后來天下聞名的“九言策”。這“九言策”是明王朝開邦定國的國策。

朱升獻“九言策”后，即被拜為中順大夫，備受朱元璋器重，連年被征召問策，助朱元璋克饒州，下處州，搗江州，在鄱陽湖大戰中，朱升知彼知己，以先發火器、次發弓弩、再短兵擊之等計，大敗陳友諒，創造了以少勝多的戰例。朱元璋南征北戰十余年，終于在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都于南京，朱升被征召入京充當謀臣，先后被授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翰林學士，并與諸儒編修《女誡文》、《齋戒文》。明王朝建立后，朱升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退隱。果然，朱升離開南京后，南京有了血腥之災。

陶淵明的風格，元末第一次退隱時，他寫下了“兩河兵合盡紅巾，豈有桃源可避秦。”他的一生都在讀書，卻不棄耕作，他寫道：“春深雨足長青草，數畝山田自可耕。”明朝建立不久，他又第二次退隱，并寫下了生命的感悟：“百戰一身存，生還獨有君。越山臨海盡，吳地到江分。暮郭留晴靄，荒林翳夕曛。歸途當歲晚，霜葉落紛紛。”他的另一首詩《送僧歸南岳寺》則體現了其淡泊名利、一心向佛的情懷：“山路花香上衲衣，云深南岳一僧歸。塵生古像開寒殿，風度閑房掩夕扉。踏雨棕鞋苔蘚滑，炊香野飯稻粱肥。禪余猶轉千聲偈，總有游人得見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