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劉備初識諸葛亮一事，歷來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流傳面頗廣的劉備“三顧茅廬”說。諸葛亮在其《出師表》中說：“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陳壽在《三國志》中即采用了此說;另一種是諸葛亮“北行見備”說。三國時魏人魚豢所著《魏略》明確地記載了諸葛亮歸附劉備是“亮詣備”而非劉備三顧的結果。同時《九州春秋》亦作了如是記載，可見并非孤證。

“三顧”說與“晉見”說可謂徑渭分明、截然不同。孰是孰非？我們如果拋開主觀的成見。揆諸史實，即可發現“晉見”說更符合歷史的真實，也就是說劉備初識諸葛，是諸葛亮“北行見備”的結果。

諸葛亮高臥隆中，自稱“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其實乃是“尺嚄之屈，以求伸也”。當時的局勢是北方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并有了龐大的智囊團，獨據中原;江東的孫權也在承繼父兄之業的甚礎上獨據一方，劃江自守著。因而這兩方勢力對于晚去與外來的諸葛亮來說，其抱負與才能均難以得到全面的施展和實現。而荊州的劉表，擁兵自守，不曉軍事，非雄才大略之主，因而抱有“管、樂之志”。積極進取的諸葛亮只有“待時鳳翔”。南投荊州的劉備雖正寄人籬下，但在中原奮戰數載，早以播下聲名，不失為人中之主;且是漢室人物，因而擇主劉備正合諸葛的意愿。曹操一統北方、旌揮南指的這種燃眉之勢給他們的結識提供了天時、地利的條件，在這種情勢之下，諸葛亮于是“北行見備”，為劉備謀劃。《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載：

劉備屯于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劉表}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全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乎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一客禮之。

持“三顧”說者一般均否定這段史料的真實性，其實是毫無道理。諸葛亮正是在初次詣備時，提出了“游戶自實以益兵眾”的建議，并由此諸葛亮得到了劉備的敬重。

劉表荊州時，北方戰亂頻仍，荊州地區則相對平靜，“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余家”。“荊州平樂，國未有釁”，因而流民游食者極多。而劉表坐保江間，并無四方之志，因而不曾致力于澄清吏治，整頓戶籍，擴兵積糧，故劉表在荊州雖“招誘有方”，卻“著籍者寡”，劉備在南投劉表后，從新野移屯樊城，所轄兵眾僅為數千人，但當曹操南下，劉備撤離樊城時，則僅關羽之水軍就有“精甲萬人”，可見諸葛亮替劉備出此上策，利用荊州搜刮“游戶”之機招募丁壯，擴充了劉備的軍隊。從諸葛登門見備、劉備“以其年少”而未加重視，到了解、尊重、信任諸葛亮的記述也合情合理。如果再從諸葛歸附劉備到劉備南走夏口這一年左右的時間內所發生的史事，即可發現劉備、諸葛此時尚不是“魚與水”的關系，也就是說諸葛尚不及隨劉備南下的關、張等人，史籍記載也均未涉及諸葛亮輔助劉備事，因而劉備特別器重諸葛亮并無具體事實依據。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魏略》成書于《三國志》之前，是當代人實錄當代史，魚豢為早陳壽一輩的人，而隆中其地在赤壁之戰以后即并入了曹魏的版圖，上距劉備三顧隆中求見的時間較為短暫，因而魚豢如要收集這方面的史料是不難做到的。那么是不是魚豢故意置劉備“三顧”而不顧，憑空捏造出亮“北行見備”呢？當然不是！《魏略》“有紀、志、傳，目是正史之體”，是史料豐富、態度嚴謹的史著。在裴松之所引諸書注《三國志》時，此書則是被引用最多者。之后，西晉的史學家司馬彪在審慎詳察的情況下，也持此說。可見其真實性的程度是可以靠得住的。那么陳壽又為何一反前代及同代史家之論而獨持“三顧”說呢？這一則是取之于諸葛亮的《出師表》，再則用“三顧”說更符合于封建的倫理道德觀念，更能顯出劉備的德行及諸葛的清名，從而也就使之達到了封建意識的理想化高峰。

我們回過頭來看諸葛亮的《出師表》。《出師表》是諸葛亮率軍北駐漢中，臨出發時所寫。這篇表與其說它帶有自傳的性質，倒不如說是出師的宣言、北伐的誓詞。《出師表》其意正在于統一軍心、統一民心以激勵斗志，完成北伐大業。這里我們試作一揣測，《出師表》作于227年，此時劉、關、張群雄俱亡，無從對證，因而諸葛亮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提出了“三顧”之說。當然這可能性頗小，更大的可能則是劉備在樊城結識了諸葛亮后，“知亮有英略”，因思其成性而曾經二往隆中與之作過傾心交談。

千百年來，劉備“三顧茅廬”說之所以壓過諸葛亮“北行見備”說而廣為流傳。一方面是因它有聲有色，有著濃郁的傳奇色彩;另一方面則是劉備求賢若渴及謙遜精神更合乎讀者的心理，因而更易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