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為晚清中國建立不朽功勛。左宗棠逝世后，清朝官方給予高度評價，朝廷稱其“東平浙水，南靖閩都，西極昆侖，北清畿甸”，“偉烈長垂青史”，“為一代之偉人”;命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各立功地建紀念專祠，飾終之典備極哀榮。其同僚、部屬、親友撰寫追懷悼念文字，從不同角度追懷其豐功偉績。由此持續了7年之久對左宗棠的頌揚褒獎熱潮，且余波不息。

20世紀初，反清民主革命興起，陳天華、楊毓麟、鄒容、章太炎等辛亥革命志士和黨人對鎮壓太平天國、扶持清王朝的“中興名臣”深惡痛絕，盡情鞭撻貶斥，于是左宗棠被評價為“保護滿奴”、“屠戮同胞”，其為人“原是不足道的”，是“滿人忠順之奴隸”，“實湖南之大不幸”。

民國創建，政局多年動蕩不安，左宗棠一時被冷落，竟達20年之久，幾成被遺忘的歷史人物。上世紀三十年代，因日寇對中國國土不斷蠶食進逼，最后于1937年7月7日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當中華民族陷入民族存亡的危機，每個中國人被迫發出最后吼聲的時候，以敢于抵抗外來侵略著稱的左宗棠再次成為中國仁人志士褒揚的對象。

知識界對左宗棠的此輪關注和評價，首先集中在左宗棠收復新疆問題上，并及經營、建設西北的內容，突出強調他反抗侵略、建設國防的“邊功”，以激發抗日愛國熱情;其次為創辦福州船政局等洋務活動，高度評價左宗棠為中國現代化作出的貢獻，稱譽左宗棠是“中國現代造船廠和毛紡廠的開拓者”。這段時間，有學者稱左宗棠“為湖南近古人豪”。

當然也有學者在運用階級和階級斗爭學說進行分析時，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左宗棠等辦洋務，“只是盡著為侵略者開辟道路的任務而已”，出征新疆時借洋款是帝國主義“支持專制政府的武力統一政策而換取在中國特權的第一聲”。另一方面，因國共兩黨的對立，一些論著又間或包含借古諷今、含沙射影之辭。

新中國成立后，先是肯定左宗棠，但后來一段歷史時期，由于“左”的思想一度盛行，將階級斗爭理論和觀點絕對化、簡單化，左宗棠這位歷史人物被全盤否定，一些學者指斥左宗棠是“大漢奸”、“極端反動的屠夫”、“軍閥”、“法國代理人”，“與外國勢力勾結”，“熱心地替法國侵略者辯護”。“文革”時期，研究者對在“橫掃”之列的左宗棠不敢問津，左宗棠研究存在十年空白。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進行，左宗棠得到重新評價與基本肯定。1978年12月19日，杜經國在《光明日報》發表《試論左宗棠的愛國主義思想》一文，首先打破沉寂，使左宗棠研究重新引起史學界的注意。隨著思想解放不斷深入，學界開始改變全面否定左宗棠的看法，左宗棠研究不斷向縱深發展。特別是1982年初，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王震在《紅旗》雜志發表《學習歷史，發揮愛國主義精神》的講話后，左宗棠研究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直到20世紀末期。通過研究與爭鳴，傳統的偏見得到糾正，左宗棠作為杰出的愛國者形象愈來愈為人們所接受。

梁小進先生新著《左宗棠研究著作述要》從時代脈搏與學術研究的互動中，對近130年來“全面肯定——基本否定——基本肯定——基本否定——重新評價和基本肯定”左宗棠的過程，進行了動態展示，揭示了隱藏在左宗棠研究背后廣闊的歷史文化生態。

左宗棠到底是“大漢奸”，還是“杰出的愛國者”，在今天相信已不成為問題，但左宗棠評價在百余年歷史中的反反復復，其本身卻頗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