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死了，但中國的文字冤案并未隨他而消亡。回首中國文人的生存環境，一言以蔽之：艱難與險惡。

乾隆作為承業皇帝，算是歷史上最幸福的皇帝，他手下的盛世很大程度是得益于其父雍正。可父子二人相比，兒子的威名遠在老子之上。同樣的酷治江山，父子二人“酷”的效果卻大不相同。兒子酷政“酷”得刁，玩得妙，帝王這套游戲規則算是被他把玩到家了。他剛柔并濟，先寬后嚴，效果和口碑都非父輩可攀。

單說他大興文字獄一事，其規模之大，時間之久，神經程度之極，都遠超父祖，不但把清朝文壇攪得烏煙瘴氣，自己也落得個神經過敏癥。有史以來，以清朝文字獄最多，清朝又以乾隆一朝最多，兩個“最”字擱到一朝，可想當時文人的生存狀態之危。

據《清代文字獄簡表》統計，乾隆在位60年，退休后仍不舍得棄權，又管4年，共計64年，制造的大規模、中規模和小規模的文字案共計130多起，可以說五個月就要對文人“刀斧伺候”一次。中央政府咬文嚼字、樂此不疲，地方政府為邀功請賞、擴大戰果，恨不得挖地三尺。說白了也就是投皇帝之所好，撓皇帝之所癢，借無辜文人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罷了。當然，其間也不乏文人失尊拍皇家馬屁拍到馬腿上，把性命拍丟的主兒。

如冀州秀才安能敬，寫一首“恩榮已千日，驅馳只一時，知主多宿憂，能排難者誰”。從詩作水平來看，此秀才可能剛剛出道，筆功稚淺，心里想的和落于筆端的錯位大，鴻溝寬，累得他滿頭大汗，才得一首四句小詩，本意是想對清朝歌功頌德，不想竟被曲解為咒罵皇帝有憂有難，無人輔佐。安能敬被抓進大牢，拉上大堂，皮開肉綻后，他紅著臉說了一句實在話：“我原要竭力稱頌，無奈說不上來。”

無獨有偶，著名學者全祖望也曾干過此類倒霉事。他曾在《皇雅篇》中大敘雍正得位之正的問題，諂媚之意彰顯，單等皇帝發現。可惜的是，皇帝還沒看到，卻被仇家瞅出了問題。全祖望的文章內有“為我討賊清乾坤”之句，冠“賊”字于“清”字之上，被仇家指責為大逆不道上奏乾隆，后因有朝廷官員竭力為之辯解，才得以幸免。這馬屁拍得又是一個不值。

乾隆數十年屢興大獄，缺德事干得真是不少，因而到了晚年，對“老”、“死”一類的字眼忌諱莫深。如乾隆四十四年，直隸的一個能人智天豹，數十年修得一本萬年歷，為討好乾隆，特托人獻給乾隆一本。不料，乾隆看后，發現該歷只編到乾隆五十七年，越品越覺得不對頭，這小子豈不是在變著法子咒朕早死？智天豹因巴結皇帝而掉了腦袋，冤情至深。可能直到死時，他方體悟出“伴君如伴虎”這句老話的深刻內涵：皇帝老兒跟前的馬屁精可真不是那么好當的啊！

可以說，清朝前期的文人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野史上講到一個劉三元，此人神經有毛病。某日，他瘋氣一犯，對著衙門大喊：我乃漢室后裔，要眾官扶持。此等書面語言大老粗是說不出的，這個劉三元很可能是位落第秀才，因屢試不第，壓抑而瘋。可惜，乾隆政府并沒有因精神的問題赦免他，判他個一刀之刑。

但比起另一位因在書信上寫“坤治”年號被凌遲的江西瘋子，一刀亡命的劉三元算是幸運了……文字案一樁接著一樁，雖說不是一窩風的大型運動，但這種零星不斷持久戰比集中戰威力更大，給文人造成的心靈恐懼更是持久。文人個個心驚膽戰，背著腦袋“爬格子”，用字用句皆小心翼翼，前后關照，審了又審，小心得不能再小心了，可依然不能保證全家老小的性命。當然也有不怕死冒大險寫詩的。文字獄大興其間，就有能人作詩曰：“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大概就是對外夷皇帝們咬文嚼字功夫的一種極力反抗。

乾隆這位可愛的“十全老人”咬文嚼字的功夫也的確了得，他不但火眼金睛，還有骨頭里面挑刺的癖好。到他這一朝，忌諱的字眼不斷擴大，從明顯處到隱晦處，從字面義到引申義，層層推敲，讓文人們防不勝防，一旦被他揪住小尾巴，他根本不會給你留申辯的余地，一瞬間便能讓你體會到啥叫“禍從天降”。

當身上的小肉片在劊子手的刀下如同雪花飛舞之時，自己卻還不知道哪里得罪了皇帝老兒？哪個字眼戳到了他的諱處？只得帶著重重疑問和極刑的疼痛到陰間去細揣細問了！比如，杭州卓長齡著《憶鳴詩集》，“鳴”與“明”諧音，被人指為“憶念明朝”，上報給乾隆。乾隆帝一看，問題更是嚴重了一層，連卓氏的家人都攜帶著一齊深惡痛絕之，稱他們“喪盡天良，滅絕天理，真為復載所不容”。從咬牙切齒的咒罵來看，這哪里還是政府對民眾，簡直上升到了私仇家恨的層面上了。

從上可以看出，文人階層也是一個千人千性的小社會，啥嘴臉都有，有怕死的，也有不怕死的;有丟棄文人骨氣的軟蛋，也有剛正不阿的硬骨頭。盡管千人千性，但作為文人還是有其共通的性格脈絡的。比如說，文人自古就有種種繁多的失意情緒，發起牢騷來不知不覺。再比如，文人參政的欲望，讓其總是無法遠離政治磁場。在“學而優則仕”的價值觀念的影響下，中國文人要么入仕為官，將文人和官吏的雙重身份歸于一身;要么就是奔波于考場幾十年，落得一腔怨氣。文人與官場的這種緊密又微秒的關系，便是歷朝歷代的政治運動皆是拿文人開刀的原因。

但總的說來，文官也好，屢試不第的秀才也罷，總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失意心理：沒有及第的想入朝為官，當上官的又嫌當的官太小，欲壑難平，牢騷滿腹。說白了，吃的都是“口舌”之虧。乾隆五十三，湖南耒陽的老秀才賀世盛，多次科舉都沒及第，只得靠代寫詞狀為生。不平事經歷得多了，便把經手的案件拼湊總結出一部《篤國策》。寫成之后，立即上京城投獻，以待取悅龍顏，換得一官半職風光風光。不想此書涉及了批評捐官制度的問題，取悅不成，反而被定為“妄議朝政”，被判了斬立決。

愛好“口舌之禍”的文人面對神經質皇帝，面對天天瞅機會拍馬屁的官僚，小心作文不犯忌諱實屬上策。可文人一旦作起文章，便進入了“庖丁解牛”的無意識狀態，哪里管得住手中之筆，心中牢騷不吐不快。比如乾隆四十四年五月，乾隆不知從哪弄得一本文集。文集的作者系安徽一貢生：書很有可能是自費出版，就像現在的業余作者爬了幾十年格子，敲了很多年的鍵盤，掏腰包出書一樣，算是文學生涯的一次總結。此貢生也是懷著此種心理為自己的文學生涯“總結”了一下，并為這次“總結”自撰序言，把多年人仕不順的牢騷話全兜了出來，火藥氣極濃，指斥上天。本以為發行量不大，安徽貢生并未將序言之事放置于心。事不湊巧，“文集”被乾隆偶然“寵幸”到了，其結果可想而知：貢生被斬首不說，連其子和處理該案不力的知縣也被判以死緩。

按理說，乾隆即位時，大清江山已統治百年有余，皇位穩如泰山，大沒必要再像父祖們那般跟知識分子叫板。然而，一個文化上的弱勢民族從蠻荒之地入主中原，統治一個智慧的民族，其文化心里是相當復雜的，復雜的文化心理繼而又轉化成民族敵視。皇帝一旦敵視哪個群體，這個群體自然就不會有好果子吃，不會有好日子過，直殺得“砍頭只當風吹帽”。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一個老學究深居書齋多年，不懂官場規矩，更不知道滿清皇帝文化心理上的軟肋所在。當他看到《康熙字典》中存在的問題，便犯上了知識分子的較真病，私下刪改不說，還另編《字貫》一書。《康熙字典》乃欽定之書，敢于對該書進行批評，自然是“罪不容誅”。江西巡撫海成偵知此事，不敢怠慢，立即上報朝廷，又將老學究革去舉人，投入大獄，隔三差五地提出來審訊，同時又把案宗上交乾隆。乾隆在審理案宗時，發現該書凡例中將康熙以下以至他自己的廟諱、御名各以本字開列，“深堪發指”，立即傳旨將罪犯移押京師，照大逆律處決。同時巡撫海成也受牽連。他雖首舉有功，但卻因未及時發現這一重大問題，而被乾隆咬牙切齒地斥為“天良昧盡”，革職下獄。

從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除了胡中藻案與政治有點關聯外，其余的多因乾隆神經過敏癥所引發，涉及人員大多是下層文人，有文學青年，還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連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可以說，乾隆壞事干了不少，功績也不少，整人很是有一套手段，光拿下層人民開刀，殺雞駭猴，把狂妄自負的文人們整得大氣不敢出，還不得不從心眼里服人家，還不得不拈起筆來撰寫人家是一代明君、一代圣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