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國實行變法之初，為了贏得民心，便在國都咸陽的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桿，聲言，誰能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去，便賞他十金。事小而賞重，大家都感到奇異，誰也沒有干。商鞅又宣布：“能搬到北門去的，賞五十金。”重賞出勇夫，有一中年漢子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將木桿搬了過去，就得到了五十金。商鞅以此表明他說話是算數的，接著便頒布了變法的命令。

新法施行一年多，很多人包括太子都不守法，一再犯法。商鞅說：“變法的法令之所以不能貫徹執行，是由于上層有人故意反抗。”便想拿太子開刀，刑之以法。但太子要繼承王位，是不能施行的，因此就開罪于他的兩個老師，一個被割掉了鼻子，一個在臉上刺了字。當時商鞅甚得秦孝公的寵幸，權勢極盛，太子無話可說。

商鞅的變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經過十幾年的時間，大大充實了秦國的勢力，武力得到了極大的增強，由一個小國變成大國。

然而，商鞅正處在仕途得意之時，秦孝公死了，太子繼位，是為秦惠文王。他一上臺，他的老師便出面告發，說商鞅想要謀反，惠文王下了逮捕令，商鞅逃出京城咸陽，當他來到潼關附近想要投宿，旅店的主人因為不認識他所以拒絕收留他，說道：“根據商君的法令，留宿沒有證件的客人是違法的！”

商鞅自作自受，他走投無路，被收捕，車裂于咸陽街頭，家人也被滅族。商鞅雖然長于謀國，但拙于做人，他沒有想到，自己不可能一輩子受寵，未來的天下畢竟還是太子的，不能得罪太子。

常言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商鞅作為一個改革家，有遠大的政治眼光，他的變法政策，受秦國國君信任，秦國因之而強大。但在如何做人上，他卻是個失敗者，不懂得給自己留有余地。吳起是戰國時的一位軍事家、改革家，受國君的寵信，任命他為相國，主持楚國的變法。他變法的一個主要內容，便是“損有余而濟不足”，把矛頭指向有權勢的貴族，剝奪他們的田產，廢除他們的特權，把他們發配到邊遠地區。

因此，貴族勢力痛恨吳起，只是由于楚悼王的支持，這些人一時還奈何他不得。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了，吳起的后臺沒有了，舊貴族們立即對吳起群起而攻之。吳起無處可逃，情急無奈，撲倒在楚悼王的尸體上，他估計那些舊貴族們一定會住手，如果傷害了國君的尸體，那可是滅族的大罪。可那些瘋狂的貴族并不顧慮這些，亂箭齊發，國君的尸體并沒有幫吳起的忙。吳起的變法損害了貴族集團的利益，只要這個集團還存在，他的悲劇命運便是不可避免的。

從處理官場的人際關系來說，吳起的遭遇給后人很大的啟示。吳起以為，有了楚悼王這樣的最高掌權者的支持，他便可以有恃無恐，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而對其他政治勢力的態度可以不聞不問。殊不知，在政治舞臺上，在官場上，所有的靠山都不是永久的，連楚悼王這樣地位的人，如果你將所有籌碼都押在他身上，有朝一日，他兩眼一閉，嗚呼哀哉了，你如何是好？

就像一個老于棋道的棋手一樣，當你走出第一步棋之后要考慮后面的幾步怎么走，走一看二眼觀三，這樣你才能在任何情況下，始終立于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