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袁紹和曹操兩方面對比，袁紹東山再起的可能性已經(jīng)不大了

首先，曹操是集權制度，治國如同治軍;袁紹則是分權制度，治軍如治國。這就是郭嘉十勝十敗論中除去褒曹抑袁之外的干貨了。

曹軍上下，無論是他的兄弟，兒子，大將，謀士皆唯曹操馬首是瞻。就算是官渡最危急的時刻，眾將紛紛投書袁紹，曹軍依然能夠保持與對方對峙的戰(zhàn)力和決心，這也是曹操實行法家集權制度的最大功效。曹操的思想就是一切向利益看齊，殺都糧官，殺荀彧，高官厚爵收服與自己有殺子殺將之恨的張繡，將從袁紹那里繳獲的降書付之一炬。這一切的行為都是趨利的，只要是對自己有利，他幾乎不怎么在乎別人的眼光。因為他要開疆拓土，他對自己的定位是個將軍。

而袁軍呢，文官獨大，武將權寡，手下朋黨眾多，以地域而分，以效忠的公子而分，每個勢力都有自己的地盤，自己的軍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考慮，同時臣子對于袁紹的尊重程度也遠遠比不過說一不二的曹操。因為袁紹實施的是儒家仁禮分權制度，公子相爭，田豐死諫，許攸張頜叛逃，謀士文臣意見相左那是家常便飯，客將如劉備呂布來了又去，對手如曹操、劉表、孫策皆以口頭臣服為止。這一切的行為都是向禮的，我制定規(guī)則，你們只要服從規(guī)則就好，當然這也有客觀條件的限制，但從他的行為之中我們能夠看出來袁紹在建立秩序。因為他要一統(tǒng)江山，他對自己的定位是個國君。

然而袁紹的許多行為都是矛盾的，其中最大的矛盾之處就是征討曹操，這實際上是對于他所建立的秩序最大的破壞。為什么這么做？因為他所選擇的道路并不適合當時的情況。時值東漢末年，天下紛爭，此乃亂世，正是混亂之際，袁紹還未一統(tǒng)天下，又憑什么提前建立秩序，因為他認為自己已經(jīng)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拿下諸侯僅僅是時間問題了。所以才將創(chuàng)業(yè)初期的集權軍制逐漸轉型為圍繞他幾個兒子的分權國制。

看起來曹操能生完全是走了狗屎運，但是不要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曹操憑什么獲得這樣的的運氣：就憑他以兩萬弱勢兵力與袁紹相持了一年多！如果沒有這種韌性，他不可能等到這些機會，更罔談把握了，而這種韌性正是制度勝出的結果。

所以我的結論是：袁紹曹操能力相差不大(事實上我認為袁紹還要穩(wěn)定點，但曹操在官渡之戰(zhàn)中的發(fā)揮很完美)，袁軍占優(yōu)，曹軍有可能逆轉，曹軍占優(yōu)，則袁軍很難逆轉。除非曹操自己決策失誤，袁紹還有可能有點機會。

返回頭來看題主的問題，官渡兵敗之后，曹操乘勝追擊，幾經(jīng)周折之后雙方此消彼長，硬實力方面基本已經(jīng)持平，同時隨著官渡之戰(zhàn)余勢的影響，可以想象曹操將會越來越強，袁紹則還需要消耗一定的力量用于維穩(wěn)。這樣的情況對于袁紹來說幾乎已經(jīng)很難翻身了，但事實上袁紹并沒有死心，他甚至開始刻意的扭轉自己的政策，殺異己之臣，支持實力較弱的袁尚來回收實力較強的兩個兒子手上的權力，只怕他想的也是重新集權，再與曹操拼上一回，可惜制度的建立和毀滅需要時間和代價，就算是他袁紹不死，想要扭轉原本制度也很難去戰(zhàn)勝本來就擁有適合戰(zhàn)爭制度同時如日中天不斷膨脹的曹操了。

所以曹操的勝利可以說是五分靠運氣，五分靠制度，袁紹的失敗也是五分因運氣，五分因制度，運氣容易改變，制度卻難變，一敗，就再無翻身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