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曾被世人稱頌為“一代圣主”。有歷史學家甚至稱其為“漢文帝以來的第一個好皇帝，亦是一部二十五史中，惟一了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學精神的一個皇帝”。當然如何全面評價康熙其人，不在本書敘述的范疇。但是，如果從海洋的角度來講，特別就其“遷界”留給國家、民族的后遺癥而言，這個評價就該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誠然，康熙堅持收復臺灣，實現江山一統，應當高度肯定。1683年，他派遣施瑯率領戰艦300艘，精銳水師2萬人，大舉進攻澎湖。經過7天激戰，逼退了鄭經部署在澎湖的兵力。不久，鄭經的兒子鄭克塽派人前來乞降，清軍順利進駐臺灣。清政府同時接受施瑯建議，在臺灣設一府(臺灣府)三縣(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隸屬福建省，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統一管理下，密切了臺灣與大陸的關系。與此同時，康熙遏制沙俄擴張，親征新疆準噶爾，擊敗噶爾丹，使蒙古土爾扈特臣服清朝，維護了國家的統一，也功不可沒。

但認真回顧一下，臺灣、澎湖當年的丟失，根子即在明朝政府對海洋的背棄。自文、宣之后，所有的大明皇帝，既對海上滾滾而來的巨大商機不聞不問，也閉眼不看從海上步步逼近的嚴重威脅，西方殖民主義者趕走這個來了那個，這個搶走這個島嶼，那個搶走那個島嶼，全都沒當一回事兒。待荷蘭人將偌大一個臺灣島從眼皮底下奪走，朱元璋的這些灰孫子們才傻了眼，然國運式微，已經沒了脾氣，只能以崇禎吊死在煤山的一株歪脖子樹上作了結。照理說，以康熙之精明，在收復臺灣的過程中，該很好反思前朝丟失臺灣的深刻教訓，認真思索老對手鄭成功在海上與其長久相持的奧秘，從中好好領悟背海而衰、向海而興的治國之道。敢于學習和汲取對手的長處，那才是名副其實的圣者。

說也奇怪，康熙有寬大胸襟肯定鄭成功對前朝的忠誠，留下一副膾炙人口的挽聯：“四鎮多貳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但他卻無開闊視野去接受這個老對手重視經營海洋的成功戰略，而且反其道而行之，鄭成功愛海他恨海，鄭成功視海路為活路，他視海路為絕路。他在與鄭家軍多年的征戰中，居然聽了鄭氏降將黃梧的餿主意，不但殺鄭芝龍堅定了鄭成功反抗到底的決心，還繼續秉承明朝禁海杜絕民船通匪的敗招，進而堅持實施長達20余年的“遷界令”，像趕雞鴨一樣，將世代久居海邊的百姓全部攆走，制造了空前絕后的沿海無人區。

現在冷靜下來分析，清朝開國之初在東南沿海頒布“遷界令”，無論從軍事還是政治、經濟的角度，似乎都找不出像樣的理由來。惟一的解釋，就是出身游牧的滿清皇室貴胄，因對大海的陌生而產生了對大海的恐懼;或者是太過相信自己在興安嶺、長白山圍獵的本領，以為只要有了沿海無人區，就好比在一片草原上張開了大網，逮鄭成功會像逮圍網中的狍子、兔子。康熙和乃父順治被深山老林鎖住的腦袋瓜怎么也想不到，你把大海當藩籬它就是禁錮你的藩籬，你把大海當通衢它就是任你縱橫馳騁的通衢。

順治十三年(1656年)，清政府惱怒鄭成功在海邊神出鬼沒，想夠夠不著，想避避不開，搬出前朝的禁海政策，嚴令“寸板不許下海”、“片帆不許入口”，不但禁止漁船、商船出海捕魚和貿易，也禁止外來船只進入港口停泊，企圖將鄭家軍困死海上。福建和廣東沿海居民首當其沖，接著殃及到遠在南海諸島謀生的漁人和商賈，從根本上斷絕了這些中國島民的生計。“禁海令”推開后，雖然尚未強迫遷移，然沿海周環立界，“商賈絕跡”，連魚鹽小徑都被堵死。島上居民頓失生產、生活基本條件，不得不放棄家園內遷，或遠逃海外謀生。我們先民本來經營多年的一些島嶼頓時變成渺無人煙的荒島，這嚴重阻礙了國家、民族開發南海諸島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