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和魏徵，一個是千古名君，文治武功，在歷代帝王中名列前茅;一個是以直諫敢言著稱，是中國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官至宰相、封鄭國公，謚文貞，為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一個大肚能容，虛懷若谷，一個直言敢諫，提出“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等治世名言，曾諫二百余事，深為太宗所器重。君臣相得，共創了一段盛唐佳話。

魏征死后，唐太宗悲傷不已，親臨祭奠，痛哭失聲，并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李世民“廢朝五日”，并親筆撰寫碑文，可謂極盡哀榮。然而，不到半年，李世民又親口下令，毀掉了魏征的碑，留下一段千古謎案。后世史家多指責李世民，認為魏征直言爭諫了一輩子，讓李世民窩火不少，于是死后砸魏征碑以泄憤。其實大家都是錯怪李世民，其錯主要不在李世民，魏征確實犯下了很大的政治和個人錯誤。

唐太宗砸碑的原因《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鑒》皆有記載。

初，魏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為仆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好夸誕，不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后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通鑒》唐紀十三)

一、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

魏征曾經力薦過杜正倫和侯君集，認為他們有宰相之才。因為魏征的推薦，杜正倫被提拔為兵部員外郎，后又改任為太子左庶子，相當于中央軍委副參謀長之類的重職;侯君集也官至檢校吏部尚書，相當于組織部長了。魏征死后，他倆都因牽連到太子李承乾謀反事件之中，一個被流放，一個下獄被殺。一個謀反尚情有可原，但這兩人的謀反都是魏征舉薦后不久，魏征難辭其咎。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魏征此舉有暗結同黨之嫌。

二、犯有嚴重的紀律和道德錯誤。

更不應該的是，如果不是當廷朝議，大臣上表給皇帝是要保密的，不能私自將底稿送人傳閱。而魏征把他的一些“諫爭記錄”交給了史官褚遂良，意思是讓史官傳諸后世。有人說太宗生氣是因為怕這些東西有損自己形象，這或許是一個原因，但國家是有制度的，史官就負有整理皇帝奏章資料的責任，內部的資料傳遞有嚴格的流程，保密的資料不是準大臣自己交給史官的。否則，這些資料不經皇帝核實，一一記錄在案，會為后世的政治運作留下嚴重的分裂隱患。魏征這種做法，就是想踩著皇帝的肩膀青史留名，這不僅是道德問題，還有個嚴肅的紀律問題。

貞觀十九年(645年)唐太宗率軍親征高麗，戰事不利，給養供應不足，被迫撤軍。唐太宗在班師回來的路上，很后悔這一次軍事行動，這時他想起了魏征，就對大家說：“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魏征以少牢，復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資治通鑒》唐紀十四)賜，還以少牢的大禮祭奠魏征，重新立起推倒的墓碑，恢復了他的聲譽和待遇。不過那位答許給魏征兒子的衡山公主，已經另嫁他人，無法再改正過來。

李世民，知錯過改，即使魏征有錯在先，即使魏征已經去世，這是何等的胸懷？相比之下魏征私自交給史官保密資料，想留名青史，倒是有點兒不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