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最有智慧的思想家老子對人生進退得失有透徹的參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告誡人們要懂得“福兮禍所伏”的道理，凡事要有分寸，要明白認清和高明把握適當的“度”，既不要不及，又不能太過，以免樂極生悲，走向反面，留下“亢龍有悔”的遺憾。然而，對于大多數功臣宿將來說，他們很難真正理解老子“貴柔守雌”“知白守黑”的妙諦，無法進入“夫唯不爭，故無尤”的人生理想境界。事業的成功，地位的變化，他人的恭維，往往使他們飄飄然起來，讓勝利沖昏了頭腦，不知收斂，忘乎所以，為所欲為。結果寫下了人生的敗筆，由輝煌走向毀滅，由光榮走向絕望。功名成就反而成了自己脖子上的絞索。

綜觀歷史上君主與功臣名將間關系多以矛盾對抗始，以你死我活殘殺終，上演永無終止的“兔死狗烹”或“鳩占鵲巢”式的悲劇，其中固然有君主集權專制、猜忌殘忍的重要原因，但是，從功臣宿將這一面說，也有其放縱自己、肆意妄為、咎由自取的個人因素。他們或居功自傲，率性胡為，造成驕縱不可制約，危害國家與君主利益的嚴重后果;或不甘寂寞，四處伸手，處是非之地而毫不覺悟，陷入爭權奪利、干預朝廷政治的泥潭，引起做天子的極大不滿，以致牽動天子的殺機;或伐能邀寵，互相傾軋，爭名于朝，逐利于市，見榮譽而上，見利益而奪，惹得同僚側目，導致天子反感。所有這一切，都嚴重激化了君臣之間的對立，導致了殺身之禍的降臨。皇帝是獨夫，但一般都不是笨伯，為制止功臣宿將的驕縱妄為，也為自己統治的安危存亡計，他都要把打擊的矛頭直接指向那些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功臣宿將，都要給他們以應有的教訓。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于“誅戮功臣”一事，皇帝本人固然難辭其咎，但作為受害者一方的功臣宿將，也不無自己身上的問題。這才是比較公允的認識。

在功臣宿將看來，他為朝廷所立下的戰功，是日后取富貴、享榮華的籌碼，自己既然已向朝廷“投之以桃”，朝廷也不能讓自己白白辛苦而應該“報之以李”，“衣食之外，別無君臣”，雙方之間互為利用，等值交換。“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韓非子·難一》)。戰功越大，酬勞亦越大，否則就是破壞了政治游戲規則，大家都不舒坦，糟糕之極。

而身為皇帝者，也充分利用功臣宿將爭名逐利的心態，對桀驁不馴的功臣大將加以控御。在他的眼里，功臣宿將有時不過是一群爭搶骨頭的狗，丟一塊骨頭就可教其互相撕咬搏斗：“臣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斗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于是歷史上便有不少“兩桃殺三士”之類的故事發生，而功臣宿將也多不爭氣，無法做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往往為一塊沒有多少肉的骨頭爭得你死我活，不可開交。《史記·叔孫通列傳》所載“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舊唐書·房玄齡傳》所錄“(公卿勛臣)咸自矜其功，或攘袂指天，以手畫地”種種，就是“功狗”們丟開矜持，蜂擁而上，齜牙咧嘴，爭搶肉骨頭的丑態百出之形象寫照。

隋朝大將軍賀若弼與另一位宿將韓擒虎矜能爭功，驕橫跋扈，以致鬧出糾紛，最終失去天子的歡心，日后更因“口舌取禍”而殺身殞命，便是這方面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雖然賀若弼得到重賞，但應當說他所失去的遠要比得到的來得多。這首先是他失去了隋文帝的信任，更主要的，他失去了實際上的軍權，可謂是明升而暗降。在這次爭功風波之后，楊堅的印象中，賀若弼不但是一個不聽話不服管的大將，而且還有謀反的傾向，而皇帝一旦有了這種印象，那么該人的前途也就基本葬送了，很大程度上，甚至于他的性命也岌岌于可危，“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

賀若弼為一代名將，在滅陳統一南北之戰中立有赫赫大功。可是在勝利之后，卻與人爭功，毫不謙讓，這就失去了大將應有的風度，淪為婦姑勃奚谷一流了。

滅陳之后，他之所以未得到隋文帝的重用，而在煬帝統治期間更因口舌取禍，“矜伐不已”而喪失殞命，這其中固然有封建帝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良將亡”的統治權術在起作用，但其個人修養上的明顯欠缺，恐怕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古人不見今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對于歷史上眾多因軍功而鬧待遇、爭地位、撈實惠的功臣勛將來講，賀若弼的遭遇，永遠是一面清澈光亮的鏡子。它提醒人們：做人、尤其是做官，千萬要低調、再低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