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線而言，中華民族需要孔子;從短線而言，春秋時期似乎不需要孔子。孔子一直想參與到春秋時代的洪流當中去，然而，后者卻拒絕他的參與。

公元前535年，17歲的孔子第一次嘗到被拒絕的滋味。那一年，魯國的管理層季氏宴請境內有身份的人，具體而言就是“士”，喪母不久的孔子也登門了，然而，世界對于這個還不到弱冠之年的孩子是無情的，季家的管家陽虎擋在門口，說：“請走，沒你什么事。”

年少的孔子轉身離開。不知當時的他，有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從這次吃閉門羹開始，他會遭遇一次比一次更難堪的拒絕和驅趕。

下面我們來盤點一下孔子在當時被拒絕的歷史。

公元前517年，35歲的孔子在齊國，因為一次會談，齊景公很欣賞他的業務能力和愿景設計。正當人生將大有起色時，晏子出來了，他的一番話阻止了孔子進入齊高層。歷史不可捉摸，孔子和晏子都是圣賢，然而，那個時代，需要的是晏子，暫時還不是孔子，因此，兩賢不能共事。齊拒絕了孔子。

公元前497年，孔子55歲，這是他最接近理想的一次。他已掌握魯公司管理大權，三個月的施政令魯公司的管理和業績大有起色。例如，賣牲口的不大肆提價了;外來客商不用去尋求幫助，魯公司的商務管理機構能主動提供服務。

魯公司好了，齊公司就緊張了，于是給魯送來女樂，擾亂孔經理的管理，孔子只得走人。這一回，魯拒絕了孔子，孔子也拒絕了魯。

公元前496年，孔子56歲，在衛國，衛靈公一方面對他很客氣，給他高薪，一方面卻不信任他。孔子走后，衛靈公又想起孔子的好，再把他接回衛國。但這一次，衛靈公對孔子連基本的禮貌都沒有了，兩人開業務會時，董事會主席衛靈公仰天看飛雁，“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這種姿態很傷人，孔子只得再次走人。

除了吃閉門羹，還有嘲笑。公元前492年，孔子與學生們失散，獨自一人在鄭國國都東門外等學生。一個年已花甲的老人，旅途勞頓，神情疲憊地在城門外等人，當然光鮮不到哪里去，于是有人對子貢說：“東門那邊有個丑八怪，像喪家犬。”

更有甚者，孔子的生命受到了威脅。公元前493年和公元前489年，前后在陳國和蔡國，曾經兩度被圍困，最危急的時候，斷糧七天。好在，子貢是個外交牛人，搬來了楚國的野戰軍團，才將老師救出重圍。這一回楚國要供養和重用孔子，然而，出于利益考量，最終還是拒絕了孔子。

孔子實在有太多的理由去悲觀生活，然而，他并不在意。例如，對于“喪家之狗”的描述，孔子居然認了：“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說我像喪家狗，確實如此。那天早上確實狼狽，別人能如實地描繪出來，干嘛不認呢？

孔子的堅強：對自己有信心 對文化有樂觀預期

一個人樂觀與否，不能完全按照平時的表現來判斷，而是要放在最危急的時刻來觀察，指標越嚴格，環境越嚴酷，結果越靠譜。

孔子的腦袋上有個土丘狀的玩意，偏偏陽虎和他長得不是一般的像。而陽虎和匡地的人結了梁子，孔子卻不好彩地到了匡這地兒來，由此“享受”了與魯國權貴陽虎同等的待遇——被當地人圍得水泄不通，怎么解釋都沒用。

當時的情況危急到連師生之間都不知道彼此的生死。比如顏回就掉隊了，好不容易才趕上，孔子說：“顏同學，我以為你死了呢。”顏回答了句蕩氣回腸的話：“老師您健在，顏回我哪里敢去死。”

在這種隨時會丟性命的情況下，孔子很淡定，沒有憂懼。而這樣生死關頭的樂觀才是真正的樂觀。

其實，樂觀來自于孔子對于文化的使命感，來自對文化的樂觀預期。就在匡地被圍困五天五夜的時候，孔子說了一番振聾發聵的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這番話算是一個“劇透”吧，孔子的樂觀，都來自于這句話所透露的使命感。

孔子的使命感來自于對文化的傳承。他比較了夏、商、周三朝的文化，覺得周朝的文化十分完備和豐富，是最佳范本，于是決定繼承周的文化，《論語·八佾》記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他自覺地將自己當成周文王事業的繼承人，說：周文王死了，文化不是掌握在孔丘手里嗎？如果老天爺不想要周朝文化，那么就不會安排我繼承它。既然老天讓我學習繼承了周朝文化，說明它不想讓我滅亡，我是有文化使命的，匡地的這些人能大過天命嗎？所以，他們又能把我怎么樣？

孔子所說的天，可以理解為文化方面的使命，歷史發展的趨勢。

由此可見，真正樂觀的人是有使命感的人，他不只是看得開而已，而是看得準、看得遠、看得透，孔子把自己和周朝文化捆綁在一起，天下需要這種文化，尤其后世子孫需要這種文化，那么，從文化延續的意義而言，他就不會遭遇意外。因為對文化自信，從而他對自己的安危也是自信的。孔子不是看好自己，而是看好中華文化。

果然，后來衛國聽說孔子被困，馬上派兵解圍。之后的楚國也如此。這些諸侯國雖然沒有真正重用孔子，但他們也知道，這位大師肩負著夏商周以來的文化傳承，真的要是出意外了，他們也不好向祖宗交代。他們不重用孔子，未必是他們的錯，也不是孔子的錯，只是孔子的時代還沒有到來。

孔子有文化使命感，諸侯有文化責任感，這就是孔子樂觀的根源所在。一個人真的要樂觀，就要有使命感、責任感和擔當感。

儒家的樂觀態度

但求人能弘道不求道能弘人

孔子對于周朝文化的繼承，《史記·孔子世家》有記載，公元前518年，34歲的孔子出了趟差，地點就是周王朝的中心，在這里見到了史上最牛的圖書管理員——老子。他特意向老子學習禮，課程結束后，李耳老師將孔子送到門外，送了幾句心訣，其中一句譯成現代文就是：人別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毋以有己”。

這話說到要點了，孔子并不把自己的個人命運和功名看得太重，他在乎的不是個人，而是個人所承擔的文化傳承。

儒家的一句名言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出自《論語·衛靈公》。啥意思？就是說人能夠弘揚光大“道”，但是別指望著“道”來讓人獲得好處，諸如榮華富貴之類的，傳道的人與所傳的道，未必是互惠的。在道面前，別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在這上面，道家和儒家達到高度的統一。

正因為孔子心中只有文化使命感，時刻以文化，以道為核心，因此他經得起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絕，如果反過來，他想拿著文化來博取個人的出路，當成一門換取生存和富貴的專業，那么，他的氣度和勇氣一下就沒了，周游列國14年沒找到如意的工作，就夠他崩潰十幾回了。

受儒家這種以人弘道思想的影響，中華歷史上的圣賢都不計較個人待遇和前程，為文化，為蒼生，為大眾，舍生取義，舍小我而成大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對本國的優秀文化有信心，這才是真正的樂觀，真正的豁達，真正的看得開，是中華文化最優秀的部分。

感謝孔子，在中華民族文化思想的地平線上，他給我們留下一個樂觀堅定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