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官場中要干大事，僅憑道德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

張居正和海瑞幾乎是同時代的人，他們都是在嘉靖皇帝當政時步入政壇。但是，兩大名臣的權勢是天壤之別，張居正以帝王師的身份為首輔，權傾天下，萬歷皇帝幾乎是個擺設。而海瑞的作用僅僅是個符號。

張居正因為害怕海瑞的“峭直”，盡管面對輿論高度地推崇海瑞，但是就是不重用他。為此后人很是詬病張居正，認為他心胸狹窄，嫉妒海瑞，拼命地打壓海瑞。

張居正作為明代見識和能力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其在政壇上爐火純青的權術，海瑞望塵莫及。張居正根本不用擔心海瑞這個政壇的“低能兒”在權位上超越自己。他唯一擔心的是，這個連皇帝都不怕的死倔老頭，一旦進了中樞，又是以道德的標準來對待政治，對張居正的政策橫挑鼻子豎挑眼，鬧得朝野都知道，而同情或支持海瑞。

張居正對海瑞的棄而不用是明智的，在封建官場中要干大事，僅僅憑道德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

對張居正的品行，史家一向評價不高。奸臣嚴嵩當政時，“嵩亦器居正”。徐階代替嚴嵩為首輔后，同樣“傾心委居正”，這左右逢源的水平可不是一般人能達到的。高拱秉權后，“兩人益相密”。可是高拱是橫亙在他面前的石頭，不扳倒高，他不可能成為首輔。于是他又私下里結交司禮秉筆太監馮保。“神宗即位，保以兩宮詔旨逐拱，……居正遂代拱為首輔。”

可見，張居正的政治品德實在不怎么樣，怎樣對自己有利他就怎樣干，毫不在乎什么名節。在個人的私德上，他也做得不怎么樣。他好色縱欲，因為常服春藥，大冬天都滿腦袋冒熱氣，不能戴帽子。父親死了后，為了權柄不落入他人手，和馮保共同策劃，促使皇帝下達了“奪情”的旨意，在父喪期間依然緊握手中大權。明代是非常推崇孝道的，士大夫在父母喪后，必須丁憂三年。而且他也不清廉，屬下的官員賄賂他的財物不計其數。

就這樣一個公德和私德一無是處的人，卻是奠定大明短暫中興的大政治家。他推行的“一條鞭法”，在中國歷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

當然，因為二十一歲以前的萬歷皇帝一直生活在張居正的陰影下，對他有著父親般的畏懼，所以張居正死后萬歷皇帝終于爆發了，抄沒他全家。生前震主的權威，終于在死后引起了禍患。

可是在那個時代，張居正不這樣做，他能掌握權柄，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嗎？海瑞的遭遇便是很好的說明，個人的品德只有符號意義，在權力場中是蒼白、不堪一擊的。

孔孟以來，中國儒家所推崇的倫理價值觀，在現實生活中和政治目標的實現總是矛盾的。儒家對士人有著道德的高標準要求，可是如果真的成為道德完人，在政治場上基本上不會有什么作為。孔子和孟子一生在政治上不得意，如果他們真的像張居正那樣掌握了極大的權力，還能說“仁者愛人”，“吾養吾浩然之氣”嗎？